“可儿”命可：“他是个很有经历的人”
　　《世说新语·赏誉》里说，“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中国近代诗人、同盟会领袖之一、南社创始人之一高旭有诗：“眼底少可儿，雄心不可说。”赵命可先生即以“可”为名，实在不枉得这个“可儿”名！
　　作为小辈，我自然是没资格以“可儿”来品评赵命可先生的，但既有来风，必有空穴。
　　张艳茜先生有东北口音，每及，都是“赵命可儿、赵命可儿”，一脸灿然，如唤自家小弟。高建群先生在很多场合，都一字一板地道，“《收获》《花城》《当代》《十月》是四大名旦，《女友》《家庭》《知音》《读者》是四大花旦，四大花旦的当家花旦就是赵、命、可儿！瘦脸高鼻小个子，长头发喇叭裤子，两个指头夹根儿烟，在南方迷倒一大片！早些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高老师，赵命可结婚啦，新娘不是我！这就是赵、命、可儿！”
　　金宇澄先生转引过周介人先生的话，“赵命可这个人，写起男女关系来极为传神，他是个很有经历的人”，可就当我们以此来推论赵命可先生平生尽是风流债时，高建群先生却意味深长地说，“他是忙着挣钱哩，那地方，靠一支笔买房娶妻养女儿，属实不容易……哎，这小伙儿没有写出来，实在可惜！”在赵命可先生的人生履历上，高建群先生是很有发言权的，他是高先生眼底可儿，常与说雄心。
　　如此，周介人先生所说“经历”，绝不仅指儿女之情，看了他的小说后，才知道，他的疏狂是消磨世事后深埋的悲悯。
　　“求不得”：“理想与现实间隔着一片菜地”
　　如高先生话意，赵命可先生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这块菜地劳碌日久，而他这生活的真相映射到笔下，就是那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不得不面对这“一片菜地”。
　　这一片菜地尽是“求不得”。短篇《到天尽头去》中，“问题少年”马文对“天尽头”的自由“求不得”，对父母兄姐听一听《自从我家有了果园》“求不得”；《来雨》中，美术老师郝梅对理想情人李来雨“求不得”；《李飞狗的爱与凄楚》中，既不农民又不市民的李飞狗对于那个曾经沧海的曹丽“求不得”；《谷文庆简史》中，“镇里最孤独的孩子”谷文庆对于一个固定的家“求不得”，对“男人最好的职业是军人或者警察”“求不得”。中篇《都是因为我们穷》中，北大毕业生王琳对里尔克《秋日》的诗意“求不得”，传统媒体人马林旭等对“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激情”“求不得”、对“在媒体工作收入高也体面，同事关系也融洽，人人都在拼命”的“那时候”“求不得”；《我欲乘风归去》中，出走少年马文对他的性启蒙者张寡妇“求不得”，对“梦中的天堂”“求不得”，沦为风尘女子的梁莲桂对“踏踏实实给孩子们上课”“求不得”；《与女人对弈》中，孤身闯荡的刘茂林对与他始终若即若离、纠缠一生的如花“求不得”；《兔儿鼻子》中，忠心耿耿的张立勇对能够养家糊口的一官半职“求不得”，对妻子宋阳的真心“求不得”，甚至对守着棺材向死而生的宁静也“求不得”；《两地书》中，北方女老师祁阳对影子一样的南方“男友”“求不得”，那个“无根无底、远离故土”的流浪记者对“渗入我骨子里的那种少年时代的热梦”——成为“一个川端康成或贾平凹式的作家”“求不得”。可以说，“求不得”是贯穿整部小说集《到天尽头去》的感情基底，于此孽因基础上，敷衍了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以及受阴苦。
　　因为“求不得”，这片菜地是灰色的。很多作家同行和学者都指出了该小说集甚至赵命可文学本身的“底层”基质，“他（赵命可）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几乎与他的游荡生涯一样的不固定，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城市危情故事和农村风景画，包括刚工作的大学生、一意孤行的小职员、夜晚不睡觉的流浪音乐家、偷情的有夫之妇、教授和热情自私的诗人的同时，也关心一部分基层官员和他们下属的风情、小店老板娘的欲念和谋略、庄户人家的情谊以及勾心斗角的生活。”（金宇澄《固守在游荡之中》）“命可作为一个作家始终是为底层写作着的，他的心灵与目力所至兴趣所至都在底层。”（王祥夫《我们的精神内核何在》）“底层之于赵命可，不仅是所谓现实主义的对生存实景的描摹，更是他笔下那些不甘匍匐的形象，和他们腾挪跃动的灵魂姿态。”（周燕芬《底层飞离与文学天空——赵命可小说读记》）“赵命可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斑驳人生，关注现实社会的世相人心，从而唤起读者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任葆华《一个背着故乡流浪的小说家——读赵命可小说集〈到天尽头去〉》）又如王祥夫先生同文指出，“真正的生活应该是灰色的，因为灰色之中包括了各种色阶，其实是最丰富的。灰色又特别容易在行进之时产生滑动，或者偏向了更加明亮或者直接滑向黑暗。灰色体我个人认为是更加真实的人间实相。”如此，不难推导说，因为小说集《到天尽头去》所写是真正“底层”的“人间真实”，它可以在“行进之时”滑向明亮或者黑暗，故而它注定是灰色的。再如王祥夫先生所说，“命可的小说是灰色调的，就像是一个看上去已经熄掉的火盆，上面都是灰，把灰轻轻拨开，可以看到下边火的存在，一闪一闪，却转瞬又灰掉，再拨那灰，下边的火又红红的出现了，转瞬，又灰掉。”可见，灰色不仅是小说集《到天尽头去》的内容和气质，乃至成为其技巧：层层拨灰，层层转灰。作者本身经历给人的“不知此君身处何方，飘零落寞的感想”（金宇澄语）和那仿佛生死参透、不激不厉从容俯视的叙述口吻，都一再加持了这种灰色特质，让人觉得红尘疲劳，人生扰扰。
　　一走再走：“腾挪跃动的灵魂姿态”
　　1997年，金宇澄在为当年《延河》第12期的“赵命可小说专辑”作评论时说，“数年南方之行，至今没有在他的创作中直接作为背景展开”，广州的晚上，他“坐在小屋的凉席上写他的小说”，检点的还是“行箧之内仍保留着离别西安时的相册和纪念品”，如当期发表的《曹怀玉》《一头沉》《市场管理员》三篇，以及嗣后问鼎《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的姊妹篇《到天尽头去》（载《人民文学》1999年第3期）和《我欲乘风归去》（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还包括收入本小说集的《李飞狗的爱与凄楚》（载《雨花》2005年第4期），以上这些在南国写就的得意之作，虽然内容和背景仍是西北风味，但其中已然氤氲着一个精神流浪者“充满共情和悲悯的色彩”（周燕芬语）的况味，这生发于只身闯入南国浮嚣的落寞孤寂，来自于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对故土故都的回望和重新审视。曾经厌弃的聒噪已经消失，故乡之忆成了他乡之慰。相较于固守本地固守本土的写作者，没有自我陶醉的矫情，身心抽离后的俯视回味，更显得必要和珍贵。
　　然而，客居南国20余年后，赵命可先生虽然获得了深圳娶妻买房养女儿的幸福，“数年南方之行”也“在他的创作中直接作为背景展开”，成就不少得意之作，如《谷文庆简史》（载《文学界》2011年第10期）《与女人对弈》（载《天津文学》2008年第8期），但毕竟，一如高建群先生感叹“这小伙儿没有写出来，实在可惜”。或许，对于始终未曾泯灭成为“一个川端康成或贾平凹式的作家”的赵命可先生来说，南国又一次成了需要出走的“故乡”。
　　2020年，居留南国20余年的赵命可先生又回到西安。可这回归，毋宁说是另一次“出走”，因为现在的西安已同赵命可先生20余年前出走时，迥若云泥，这同样能给作家本人带来新的震动，物景翻新的冲击，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况味，甚至远别爱女的空落乃至孤寂，都促使他再一次检点他“从南方带回来一些新计划书和笔记本，每当整理这些记忆之页，一缕缕透过夏夜屋瓦的仿红线女的歌、呜呜的电扇声以及滚成团的南方话就如波浪一样轻轻拍打着他，使他产生特殊的感念”（金宇澄语）。他不但写出了包括《来雨》（载《山西文学》2021年第9期）和《兔儿鼻子》（载《四川文学》2023年第2期）等在内的许多力作，还推出了体现“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周燕芬语）的小说集《到天尽头去》。
　　这“一走再走”之中，不变的是“一颗依然不变的诗人的赤子之心”“一个执拗的精神流浪者的自我形象出没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周燕芬语），不同的是“作家显然已超越了‘忠于现实’的单纯叙事，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人本主义观照中，赋予那些贴地活着的灰色小人物以精神飞翔的姿态”（周燕芬语），达到其文学的应有之境。
　　甚者，我以为赵命可先生、杨争光先生从深圳回西安，乃至北岛从美国回到香港，所呈现出的“腾挪跃动”的统一貌相，是时代之音落诸作家生命的统一回响，是中国文学转入城市样态的应有之境。
　　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