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河》(1977-1985)与陕西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
文章字数:2,681
陕西地方文学期刊《延河》于1956年创办,1973年以《陕西文艺》为名复刊,1977年更名为《延河》。在文艺界反思革命文艺理论,呼唤现实主义复归大背景下,《延河》在1977-1985年间通过理论探索、栏目设置、推出作家等方式彰显了自身现实主义特色,推动了陕西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文学期刊参与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建构,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具有参照意义。作为地方文学期刊,《延河》所呈现的陕西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版图中不可缺失的一块,能够反映当代文学的地方发展路径,为陕西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延河》在创刊之初便深受《讲话》精神的影响,刊物的指导思想秉承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创刊号上半数的作品皆反映国家的工业建设、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扣时代发展脉搏。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曾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上,1978年《延河》又陆续连载《创业史》第二部,小说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以及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深广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延河》在十七年时期,除了刊登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之外,文学评论活动也十分繁荣,胡采、王愚等批评家活跃。1959年胡采的文章《从生活到艺术》,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也体现了陕西现实主义文艺批评的阶段性成果。
《延河》作为陕西当代文学的重要期刊阵地,其建设和发展始终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紧密呼应时代。新时期的《延河》杂志随着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再度迎来重要发展时期。《延河》的发展是与党的文艺政策、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其他权威期刊的影响密切相连的。1977年,复刊后的《延河》刊登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谱写了一曲西北野战军的英雄赞歌。老作家复出,青年作家的传承与发展,开启了陕西新时期文学的新篇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陕西的思想文化领域打破沉闷许久的气氛,激荡起新鲜有力的春风。此时的陕西文学创作处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时期,中短篇小说发力迅猛,路遥的小说《人生》即是优秀的代表。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此外,作为地方文艺期刊,《延河》受到了《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杂志和报刊的影响,《延河》在共和国文学奠基时期有突出贡献,曾有“小人民文学”的美誉。新中国的文艺期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杉树形结构,国家级刊物重在指导和提高,地方刊物则侧重普及和教育,为文艺队伍培养新生的力量。新时期的《延河》是在党中央的科学引领、中央刊物的直接影响下,逐渐恢复并步入百家争鸣的文艺氛围。现实主义作品是《人民文学》一直以来的选择重点,直面现实主义范畴的社会问题,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宏大叙事。《延河》也一直秉持的现实主义立场,在刊发的作品及其表达内涵与特色方面,可视为《人民文学》这类中央级刊物的具体化和地方化。
《延河》从1977年复刊到1985年间,胡采和王丕祥这两位从延安时期走来主编,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的深远发展。路遥、陈忠实、李若冰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也都担任过《延河》的编委,刊物编辑在各类文学活动中积极倡导现实主义。1979年至1980年,《延河》设立“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的专栏,这对陕西文艺界从理论层面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延河》刊发的这些专栏文章,通过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现实主义的经验教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的探讨,匡正了左倾教条主义,拓展了现实主义理论视域,也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广泛传播。
1981年1月,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由王愚、刘建军、肖云儒、李星、畅广元等数十位批评家组成。”“笔耕组”赓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关注中国尤其是陕西文艺的发展现状,80年代前半期以《延河》为主要阵地,1985年《小说评论》创办后亦将其作为活动阵地,发表当代文学评论和创作系列文章,引发学界关注,被誉为“集体的别林斯基”。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需要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费秉勋在艺术真实性的讨论中指出,建国后文艺界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但不能抛开艺术规律本身来谈真实性。李星和肖云儒都谈及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的典型性问题。李星评价作家京夫的创作在已经向创造典型的文学高峰攀登。肖云儒在《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一文中提供了实现典型化的三个途径,即捕捉典型的冲突,设置典型的任务关系,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笔耕组”还召开了柳青、贾平凹创作研讨会,推进了陕西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延河》作为陕西地方期刊,自创刊起就肩负着培养和扶植新人的重要责任,积极发掘和培养青年编辑和青年作家。路遥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刊载在陕北的《山花》杂志上,1973年《陕西文艺》(后更名为《延河》)复刊后在首期发表,引起《延河》编辑部领导关注。1975年,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已经被借调至编辑部工作,次年大学毕业时,主编王丕祥和贺抒玉亲自前往陕北,为《延河》发掘来一位好编辑,更是一位好作家。1980年路遥在《当代》杂志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思考农村有智有为青年的出路问题,小说一经发表,社会反响强烈。路遥有着深刻和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当文坛一部分作家极力与西方文学发生关联,路遥却将目光坚定的投向中国现实主义主义传统。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而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以何种态度和立场面向生活,反映生活。路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扎根生活,脚踏实地。
新时期的《延河》开设了“处女地”、“新人诗页”等栏目,设置了“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积极地为陕西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积蓄新生力量。为了推动刊物的蓬勃发展,《延河》于1980年设置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年底有8部作品获奖,其中包括路遥《姐姐》,陈忠实《尤代表轶事》,莫申《雪花飘飘》等,作品均以朴素的笔触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底色。
1977-1985年的《延河》,坚守并革新现实主义传统,借助理论专栏、批评实践与作家培育,承续了延安文艺的精神内核与陕西本土的现实主义文脉,又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在中央与地方文艺期刊的联动中,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转化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实践,让陕西现实主义文学跻身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版图。《延河》扎根地域、锚定现实的办刊探索,也为新时代地方文学期刊发展与地域文化建设,留下了珍贵的借鉴经验。
《延河》在创刊之初便深受《讲话》精神的影响,刊物的指导思想秉承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创刊号上半数的作品皆反映国家的工业建设、农业合作化运动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扣时代发展脉搏。1959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曾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上,1978年《延河》又陆续连载《创业史》第二部,小说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以及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深广地反映了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延河》在十七年时期,除了刊登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之外,文学评论活动也十分繁荣,胡采、王愚等批评家活跃。1959年胡采的文章《从生活到艺术》,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也体现了陕西现实主义文艺批评的阶段性成果。
《延河》作为陕西当代文学的重要期刊阵地,其建设和发展始终锚定现实主义的创作导向,紧密呼应时代。新时期的《延河》杂志随着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再度迎来重要发展时期。《延河》的发展是与党的文艺政策、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及其他权威期刊的影响密切相连的。1977年,复刊后的《延河》刊登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历史的脚步》,谱写了一曲西北野战军的英雄赞歌。老作家复出,青年作家的传承与发展,开启了陕西新时期文学的新篇章。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陕西的思想文化领域打破沉闷许久的气氛,激荡起新鲜有力的春风。此时的陕西文学创作处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时期,中短篇小说发力迅猛,路遥的小说《人生》即是优秀的代表。这部作品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继承了柳青的文学传统,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期得到丰富和发展。此外,作为地方文艺期刊,《延河》受到了《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权威杂志和报刊的影响,《延河》在共和国文学奠基时期有突出贡献,曾有“小人民文学”的美誉。新中国的文艺期刊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套杉树形结构,国家级刊物重在指导和提高,地方刊物则侧重普及和教育,为文艺队伍培养新生的力量。新时期的《延河》是在党中央的科学引领、中央刊物的直接影响下,逐渐恢复并步入百家争鸣的文艺氛围。现实主义作品是《人民文学》一直以来的选择重点,直面现实主义范畴的社会问题,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宏大叙事。《延河》也一直秉持的现实主义立场,在刊发的作品及其表达内涵与特色方面,可视为《人民文学》这类中央级刊物的具体化和地方化。
《延河》从1977年复刊到1985年间,胡采和王丕祥这两位从延安时期走来主编,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注重现实主义文学的深远发展。路遥、陈忠实、李若冰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也都担任过《延河》的编委,刊物编辑在各类文学活动中积极倡导现实主义。1979年至1980年,《延河》设立“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的专栏,这对陕西文艺界从理论层面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延河》刊发的这些专栏文章,通过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现实主义的经验教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等问题的探讨,匡正了左倾教条主义,拓展了现实主义理论视域,也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广泛传播。
1981年1月,陕西“笔耕文学研究组”成立,由王愚、刘建军、肖云儒、李星、畅广元等数十位批评家组成。”“笔耕组”赓续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关注中国尤其是陕西文艺的发展现状,80年代前半期以《延河》为主要阵地,1985年《小说评论》创办后亦将其作为活动阵地,发表当代文学评论和创作系列文章,引发学界关注,被誉为“集体的别林斯基”。畅广元在《发扬文学批评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需要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费秉勋在艺术真实性的讨论中指出,建国后文艺界一直提倡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但不能抛开艺术规律本身来谈真实性。李星和肖云儒都谈及现实主义理论范畴中的典型性问题。李星评价作家京夫的创作在已经向创造典型的文学高峰攀登。肖云儒在《在生活环境的典型化上下更多功夫》一文中提供了实现典型化的三个途径,即捕捉典型的冲突,设置典型的任务关系,贯注典型的感情和情绪。“笔耕组”还召开了柳青、贾平凹创作研讨会,推进了陕西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
《延河》作为陕西地方期刊,自创刊起就肩负着培养和扶植新人的重要责任,积极发掘和培养青年编辑和青年作家。路遥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刊载在陕北的《山花》杂志上,1973年《陕西文艺》(后更名为《延河》)复刊后在首期发表,引起《延河》编辑部领导关注。1975年,还在延安大学就读的路遥已经被借调至编辑部工作,次年大学毕业时,主编王丕祥和贺抒玉亲自前往陕北,为《延河》发掘来一位好编辑,更是一位好作家。1980年路遥在《当代》杂志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1982年在《收获》杂志发表中篇小说《人生》,思考农村有智有为青年的出路问题,小说一经发表,社会反响强烈。路遥有着深刻和清醒的文化自觉意识。当文坛一部分作家极力与西方文学发生关联,路遥却将目光坚定的投向中国现实主义主义传统。他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的问题,而主要是一种精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以何种态度和立场面向生活,反映生活。路遥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扎根生活,脚踏实地。
新时期的《延河》开设了“处女地”、“新人诗页”等栏目,设置了“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积极地为陕西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积蓄新生力量。为了推动刊物的蓬勃发展,《延河》于1980年设置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年底有8部作品获奖,其中包括路遥《姐姐》,陈忠实《尤代表轶事》,莫申《雪花飘飘》等,作品均以朴素的笔触反映现实生活,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底色。
1977-1985年的《延河》,坚守并革新现实主义传统,借助理论专栏、批评实践与作家培育,承续了延安文艺的精神内核与陕西本土的现实主义文脉,又顺应了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在中央与地方文艺期刊的联动中,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转化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实践,让陕西现实主义文学跻身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版图。《延河》扎根地域、锚定现实的办刊探索,也为新时代地方文学期刊发展与地域文化建设,留下了珍贵的借鉴经验。
发布日期:2026-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