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创刊 于1956年，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是国家一级文学期刊，被誉为“小《人民文学》”。《延河》的最初形态是1950年创刊的《西北文艺》，1956年更名为《延河》，其名来自戈壁舟《延河照样流》中的诗句“吃过十年延河水，走遍天下不忘本”。《延河》的筹办者戈壁舟、王汶石、柳青、胡采等大多都有延安的革命生活经历，他们喝过延河的水，受到延安精神的哺育，所以最终决定以“延河”来命名。1957年1月，《延河》杂志登出《“回忆延安”征稿启事》，7月便开设专栏“回忆延安”，发表了康生、黄炎培等人的12篇作品，专栏一直延续到1960年。在1956-1966年间，《延河》杂志发表了许多与延安有关的文学作品，如火烽所写的《绿化延安》（1956第3期）、王宗元《延安好比一颗梧桐树》（1956第3期）、贾拓夫《回忆延安时代》、谢觉哉《延安诗草》（1957第8期）、朱德《游南泥湾》（1957第10期）、赵七星《山村》等诗歌；林笛《延安！亲爱的母亲》（1957第10期）、朱寨《炽热的记忆》（1957第8期）云照光《忆延安》（1957第10期）、田冷《七月的延安》（1961第7期）等散文等。这些作品再现了延安的风土人情，建构出伟大的延安形象，为我们认识延安精神与陕西当代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扇宝贵的窗户。
　　粗粝的自然环境是延安形象中最直观的表现。李幼荣的《黄土高原上的建筑工地》（1956年第10期），在诗中他描绘了延安的自然环境：“呼——呼——像闷叫的野牛狂奔，像翻江倒海的蛟龙滚动。大地像翻了个大滚，高原上又刮起了漫天的黄风……山也在抖，地也在抖。风沙淹没了小道和大路。”诗歌生动形象的描绘出一副狂风乱作，风沙漫天的黄体高原景色。力耘的《陕北散记》（1958年第9期）讲述了南方青年来到延安造林的故事，他眼中的黄土高原是这样的：“一路上他看到那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被多年的雨水冲刷的破破烂烂。”千沟万壑破破烂烂的黄土高原，严寒之地竟毫无温暖之意，如此恶劣的环境，不经让人心生恐慌。“他在杭州工作的地方也就是风景最美的地方，来往都有公共汽车可坐。而这里呢？一出门就得爬山，山又是这样的多，高高低低连个东南西北都分辨不清。”延安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具像化的展现，其自然环境是恶劣的，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所言的疯神捏就的世界。然而与此相对，斯诺认为这里也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世界，《黄土高原上的建筑工地·夜话》篇中写到“苦咸的井水人畜难喝，饮的水用汽车载自黄河。虽然这河水混像泥浆，饮下去倒觉得又甜又解渴！”力耘也写到“领袖们的斗争生活，延安人民的斗争生活给了他鼓励和力量。……他的情绪高起来了，工作搞的很有劲，小米饭由每顿一碗加到三碗，爬山也不觉得累了。”这些奇与美都与延安人的形象息息相关。
　　顽强不屈、勤劳质朴的延安人形象是原生态的自然环境磨砺的结果。田冷的《七月的延安》（1961年第7期）认为延安人意志坚韧、气质淳朴，胸怀广阔。蓝曼的《延安开荒散歌》（三首）（1957年第10期）中的《战斗与锻炼》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者在延安与国民党抗争的决心，作者将革命战士比作了坚硬的钢铁，战士们在一次次的战斗中，不仅磨练了身体，更是锻炼了顽强不屈的意志。燕凌的《宝塔山下种瓜瓜》（1958第6期）描述了在宝塔山下的少先队员，骄傲的向自己的母亲报告要去宝塔山下种瓜瓜，“妈妈我不回去啦，你把书包带回家，今天我有任务呢！宝塔山下种瓜瓜。”“任务”二字，展现了孩子们对于劳动的重视，也表现出延安人民的质朴与勤劳。马可的《延安颂》（1962第2期）中塑造了一位坚韧不屈、热情无私的农村老人形象，这位农村老人一开始非常谨慎，态度冷淡，因为他担心他们是敌人，突出了延安人民在战争时期的付出与努力。当老人获知他们是去延安学习时，立即从自己背包里取出几个鸡蛋给他们，慈祥的笑容布满脸颊。幼小的孩童与年迈的老人是延安人的缩影，表现出延安人的热情、善良、朴素顽强不屈的特质。
　　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中国革命文化和政治象征。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深深植根于延安这片土地，延安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在《延河》杂志的作家队伍中，许多人都拥有在延安生活学习的经历。中国当代杰出的作家贺敬之，16岁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因而延安被他描绘成一个充满革命理想和浪漫色彩的地方，一个在艰苦环境下仍能孕育文化和艺术之花的地方。发表在《延河》杂志的《回延安》（1956年第6期）是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歌抒发了诗人在1956年重新踏上延安的土地之时激动与喜悦的心情，描绘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诗中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可见，延河的筹办者、作家、批评家的延安生活经历是《延河》中伟大的延安形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伟大的延安形象与精神也成为《延河》杂志的灵魂，自《延河》创刊以来，其办刊方针与方向一直坚持延安方向，始终以工农兵为中心，关注革命斗争精神及现实生活，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等作为期刊的发展方向。张季纯的《继续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第4期）提出要继续发扬讲话精神。可以说延安形象对《延河》杂志的影响深远，确立了这一时期作品的感情基调，决定了《延河》的文学发展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以延安精神为创作方向的优秀文学作家，如贺敬之、柳青、王汶石等，他们的创作始终忠于现实、忠于人民，也孕育出陕西文坛的“三驾马车”路遥、陈忠实与贾平凹，开创了陕西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新纪元。可以说，《延河》如奔流不息的江河，延安形象正是其中的生命与灵魂，生命不息，奔流不止，不断地推动陕西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曹小娟 李燕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