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一部彻底改写军事题材创作范式的作品——《红海行动》。彼时的中国影坛，虽已凭借《战狼2》（2017）打破票房纪录，证明观众对“中国力量”题材的强烈期待，但市场对这类作品的认知仍停留在“个人英雄+热血打斗”的框架内。而林超贤执导的《红海行动》，以36.5亿元票房收官的同时，更用一种近乎“反套路”的叙事与视觉表达，让观众意识到：军事题材电影可以不只是“爽片”，更能成为承载国家话语、反思战争伦理的严肃文本。
　  一、叙事创新：专业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辩证统一
　　《红海行动》最颠覆传统战争片叙事的，是它彻底抛弃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惯性，转而构建了一套以“体系对抗”为核心的群像叙事。这种叙事选择，既是对现代战争本质的尊重，也暗合了中国文化中“集体为本”的价值内核——在信息化战争中，没有哪个士兵能凭一己之力扭转战局，每个角色都是作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齿轮”，而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正是这套体系的微观缩影。
　　影片对每个队员的刻画，都紧扣“专业”二字，没有多余的“个人光环”，却通过细节让角色立体起来。队长杨锐（张译饰）的核心特质不是“能打”，而是“能扛”：在解救人质的行动中，他面对的不是“一呼百应”的顺畅指挥，而是多重压力的叠加——上级要求“48小时内完成任务”，队员出现伤亡，人质情绪失控，甚至还要应对“是否优先阻止黄饼扩散”的战略抉择。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极具代表性：当队员发现黄饼（制造核武器的关键原料）可能被恐怖组织带走时，杨锐没有立刻拍板，而是蹲在地上铺开地图，手指划过作战区域，沉默片刻后才说“分两队，一队救人质，一队追黄饼”——这个停顿，没有夸张的表情特写，却精准传递出指挥官的犹豫与担当：他知道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队员的生命风险，这种“不果断”的果断，恰恰打破了“英雄无所不能”的刻板印象。
　　《红海行动》的专业主义叙事，没有走向“冰冷的技术崇拜”，而是通过细腻的细节设计，让“人性”成为贯穿始终的暗线；对“战争残酷性”的呈现，体现对生命的敬畏。当庄羽被敌人击中后，镜头没有立刻切换，而是跟着他倒地的身体移动，直到他的手停止动作；陆琛断臂的场景，鲜血直接溅在镜头上，没有任何模糊处理——这种“不回避”的呈现，不是为了追求感官刺激，而是为了让观众直面战争的本质：战争不是“打打杀杀”的游戏，而是生命的毁灭。
　　“专业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辩证统一，让《红海行动》的叙事摆脱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说教感”。它通过“救侨民”“阻黄饼”“护平民”的行动，让观众自然感受到中国军队的“专业”与“正义”；通过对生命的尊重，让“反战”的主题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
 　 二、视觉话语：残酷美学的维度
　　如果说叙事是《红海行动》的“骨架”，那么视觉表达就是它的“血肉”。这部影片之所以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关键在于它构建了一套以“真实感”为核心的视觉话语——既不回避战争的残酷，又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沉浸感，更用精准的视觉符号来传递深层伦理思考。
　　《红海行动》的残酷美学具“克制性”，它的残酷镜头往往“点到即止”，如石头被弹片击中颈部后，镜头先给到他痛苦的表情，再切换到佟莉的慌乱，最后落在他手中掉落的糖果上——这种“间接呈现”，既避免了过度暴力带来的审美疲劳，又通过“符号关联”（糖果）让观众感受到牺牲的悲痛。这种克制，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苦难”的表达传统：不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而是通过细节传递深沉的情感重量。
　　更重要的是，影片的残酷美学始终服务于“反战”主题。当观众看到平民被恐怖分子处决，看到队员为了保护人质牺牲，看到沙漠中散落的尸体时，感受到的不是“战争很酷”，而是“战争很可怕”。影片结尾，蛟龙突击队完成任务后，没有举行“胜利庆典”，而是在军舰上为牺牲的队员默哀——这个安静的场景，比任何“热血欢呼”都更有力量，因为它让观众意识到：胜利的代价，是生命的逝去。这种“以残酷反战争”的视觉策略，让《红海行动》超越了“暴力美学”的局限，成为一部具有伦理深度的战争文本。
　　这种对“军事细节”的极致追求，不仅让影片的视觉表达更真实，更传递出一种“专业自信”：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不需要靠“夸张的特效”来证明，而是靠这些“可验证”的细节来展现。当观众看到队员熟练操作先进装备、精准执行战术动作时，自然会产生“中国军队很强”的认知——这种认知，比任何“口号式”宣传都更具有说服力。
　　三、国家形象：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表达与话语创新
　　《红海行动》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不再是“历史中的中国”，也不是“封闭中的中国”，而是“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个有能力保护公民、有责任维护和平、有智慧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影片通过撤侨叙事、科技呈现、地缘设定等多个维度，将抽象的“国家话语”转化为具体的“视觉故事”，让观众在共情中接受国家形象的新表达。
　　影片中，蛟龙突击队的任务最初是“撤离中国公民”。但在撤离过程中，队员们不仅帮助中国侨民登船，还为当地平民提供水和食物；当恐怖分子袭击撤离点时，队员们优先保护平民，即使自己面临更大的危险——这些情节，不是“刻意拔高”，而是对中国外交理念的艺术呼应。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周鑫宇所言：“也门撤侨的真实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再只是‘保护本国公民’，还包括‘维护地区稳定’‘推动人道主义救援’——这种利益观的拓展，是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的重要标志。”
　　《红海行动》的意义，在于它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故事讲述”提供了新范式——它没有用“东方奇观”讨好西方观众，也没有用“封闭叙事”局限国内观众，而是用“人类共同价值”连接中外观众，让“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的一部分。
　　冯敏越 吴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