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胡采在《从作家的生活道路谈起》一文中指出，人民性是陕西文学批评的重要精神特质，而这一特质的形成源于《延河》杂志的倡导与践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延河》承续延着延安文学传统，深刻地塑造了陕西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这份创刊于1956年的文学期刊，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发表平台，更是文学批评的重要阵地。《延河》（1956-1966）的文学批评深植于厚重的陕西文化土壤，秉持鲜明的人民性立场，建构起陕西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特传统，成为解读陕西文学精神的重要密码。
　　《延河》创刊号的首篇社论《作家们，努力满足人民的期望》中提出：“我们的文学家们应该百倍地努力，提高我们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国家和时代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的期望和要求！”这篇文章转载自《人民日报》，相当于开宗明义地将文学服务于人民的宗旨放在了第一位。1957年8号柳青发出“请靠近人民些吧”的真情呼吁，期盼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延河》杂志的自我定位奠定了其文学批评人民性的基石，以胡采、王愚为代表的第一代批评家的实践，则构成了该刊“人民性批评”的核心力量。在《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1960年第2号）一文中，胡采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意志，并为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进而，他在《从生活到艺术》（1961年第10号）中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比喻为“庄稼与土壤”，要求作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唯有如此，方能深刻理解生活并创作出优秀作品。王愚在评析《红日》（1957年第6号）时慨叹：“一个立志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作家，面对如此画卷，怎能不心怀激动与崇敬，以心灵感受人民的热忱，以笔墨记录这部伟大史诗！”这种将作家使命、人民情感与艺术创作紧密结合的批评视角，实为《延河》批评群体的共同立场，该群体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将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作家的创作实践升华为理论结晶，形成“从生活到艺术”这一典型的人民性批评路径。
　　《延河》杂志践行其人民性批评路线的重要举措，是广泛组织群众座谈会，使人民群众成为文学批评的直接参与者。例如：1958年，柳青的小说《咬透铁锹》一发表，编辑部便深入长安县黄甫村召开座谈会（相关纪要见1958年7月号《座谈柳青同志的小说“咬透铁锹”》）。会上，一位长安籍读者由衷感慨：“我是长安人，读了以后使我深深感觉到这是一个生长在长安多年的人在那里说话，丝毫没有给人一种好象是作者拿自己的笔硬在那里替群众说话。这也说明作者是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了。”同样，1960年《创业史》发表后，亦在群众中组织了深入讨论。这类扎根人民的座谈会，在《延河》的办刊实践中颇为常见。这表明《延河》杂志成功地将文学批评的场域拓展至人民大众中，不仅赋予人民群众表达文学见解的话语权，更实质性地打破了批评囿于专业圈层的壁垒，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大众化”。与之相呼应，《延河》批评家也将文学批评的视野投向工农兵创作的文学作品。胡采撰写的《从白庙村农民的诗创作学到了什么？》（1958年第8号）与《读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1959年第2号）便是深入研究农民诗人王老九及其创作的重要成果，郑伯奇主持并参与的王老九诗歌座谈会，亦是此方向上的有力实践。可以说，《延河》在文学批评领域践行了人民性原则，诠释了人民性的深刻内涵：即将人民视为批评的主体，也将人民的创作视为批评的对象，更运用人民熟悉的语言，关切人民深切的问题。这种全方位的践行，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疆域，更以其开创性探索，为文学批评的大众化铺设了切实可行的路径。
　　《延河》文学批评的人民性特质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对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继承与发扬。这份纲领性文献中“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断，在《延河》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转化为具体的方法论。1977年复刊伊始，《延河》即刊发《坚持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一文，重申“创作者要持续地、无条件地全身心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此举绝非简单的政治表态，而是《延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核心的自觉回归与坚定实践。此外，深厚的陕西地域文化传统，为《延河》文学批评的人民性特质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根基。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儒家的民本思想（如孔子“民为邦本”、孟子“民贵君轻”）及“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经胡采等批评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交融形成新的“文以载道”的批评模式，深刻地塑造了《延河》的批评品格，即始终将人民命运与社会问题置于核心位置，在作品分析中不仅审视艺术形式，更着重考察其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力度与深度。
　　《延河》培育的人民性批评传统，对陕西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使陕西文学在不同时期都能保持对现实的关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特意深入煤矿体验生活，这种创作态度与《延河》倡导的“深入生活”原则一脉相承。段建军将路遥文学称为“新启蒙现实主义”，正是看到其在传统现实主义中融入的人民关怀。同样，陈忠实《白鹿原》对家族史的书写，实则是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民族历史，这种“小叙事”中的“大历史”，体现了人民性批评所倡导的历史维度。正如路遥所言：“现实主义在相当长的时代里仍有蓬勃的生命力”，人民性批评传统亦然。
　　可以说，在胡采、王愚等批评家的努力下，人民性从理论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从政治话语凝聚为文学精神。这种文学批评传统既扎根于延安文艺的土壤又吸收了陕西地域文化的养分，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派批评”风格。从1956到1966年的《延河》，不仅是一份文学期刊，更是一个时代陕西文学精神的代表。其倡导的人民性批评传统，如同延河水一般滋养着陕西文学的孕育和成长。今天，我们重读《延河》的文学批评文章，仍能感受到那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情怀，这或许正是它跨越时代的价值所在。
　 曹小娟 曹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