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小说家是由描写语言开始小说写作的。描写语言描写的是人对世界的感觉，以及人对感觉的综合。从这种意义上说，“描写语言”是一种“跟着感觉走”的感性语言。只要你“感觉”，描写语言就如“如影逐形，如响逐声”一样随之而起；或者说，人总是带着一副“感觉图标”——语言去感觉。人最基始的“感觉图标”是落生地的方言，其次才是后来学习的普通话。
　　方言和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有着“同质”的关联：方言以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为“血肉”，一个地方的文化和历史以自己的方言为“外壳”。尽管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语言都是抽象的”；但和“共同语”相比，方言较少地受到理性“污染”，保留感性成分最多，因而是最有助于形象化叙述的语言。如果说，与“共同语”相联系的，是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是一种经过调和的共性文化；那么，与方言相联系的，则是一个社会的民间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色。不通晓方言，就无法理解这个地方的地域精神文化。如是，即便和当地人面对面坐着，也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不相干的陌生人。通晓了方言，才有可能借助方言这个“通道”，进入当地人的心灵世界，发现当地人的精神困惑。由此不难理解小说家喜欢采撷方言营造文本中的精神世界。地方方言是他们感觉世界、理解世界、描述世界的“通道和探杖”。方言是他们“描写语言”里的基始语言。
　　在地域文化和历史之外，影响小说家语言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更广阔的时代文化语境。王一川论及中国近五十年文学语言变迁时，把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的变迁，归因于近五十年文化语境的变迁。他用“特定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定义“文化语境”。用释放“一种特殊压力，规定着一般语言的角色”，来界定“文化语境”的功能——而“一般语言”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用自身“言语”上的“变化”，去应对来自“文化语境”的“压力”。王一川由此引出特定时代的文学书写中，作家对语言的选择和运用，不是作家自己就能做主，而是由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所决定的结论。他在《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说：“文化语境是指影响语言变化的特定时代总体文化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价值体系等，这种氛围总是产生一种特殊需要或压力，规定着一般语言的角色。”而“这种一般语言状况既是文化语境压力的结果，又与文学中的语言状况具有直接关联：作家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当时一般语言状况的总体语境。”因此，“不能仅仅在文学内部谈论语言，而是从文化语境状况去说明一般语言状况进而阐释文学语言状况。”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的变化和近五十年文化语境变化产生出的“压力”之间的关联，是当世之人亲历目睹过的，因而格外醒目。其实，由此上溯，近百年，近千年，甚至更远，文学语言的变化，莫不是文化语境变化“压力”的结果。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是特定时代里的作家、读者、评论家共享的。故而，就小说而言，文化语境既是左右着作家创作趋向，特别是小说语言的选择和运用趋向的决定因素，又是让小说获得读者和批评家的理解成为可能的基本原因。
　　然而，历史时期的交替，可以在瞬间完成；人的思想行为，却是有惯性的。旧的历史时期的终结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作家的创作会随之发生“立竿见影”式的变革。文学书写上的更新，还有待于作家对更新了的文化语境有了自己真切的体验和自己的回应方式之后，始能确立。对同一的文化语境，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和应对。有的人可能是如“鱼在水中，浑然不觉”；有的人则“沉在水中又能浮出水面，冷暖自知”。
　　方言土语是当代作家文学书写中乐于调动的重要语言资源，同样是运用方言，有人能“以俗为雅”，别开生面；有人却空耗资源，无所成就。文学书写中比方言使用概率的高低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家在文学书写中选择方言的精神命脉和作家文学书写中运用方言的艺术旨归。
　　方言在不同作家的文学书写中的“出场方式”是有差异的。例如陈忠实和贾平凹，一个生活在秦岭北麓的白鹿原，一个生活在商洛山中的棣花镇，文学书写中都喜欢调动方言语言资源。贾平凹调动方言，似乎更多地会心于《世说新语》里魏晋人物燕居清言时方言脱口而出而表现出别样的精神风度，试图在文学书写中，把文言雅语和白话方言杂糅起来，创造一种能体现自己精神风度的风格性很强的言语方式，让人闻声知人，入耳难忘。贾平凹的方言运用，逼透出一种“山岚涧曲”般的灵秀。陈忠实调动方言，更多是会心于方言中栖居有他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陈忠实的方言运用，是为了牵人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语境，让人和语境中的人和事亲近起来，以更新人对一个地方地域文化精神的认识，体现着陈忠实醉心于发掘一个地方地域精神文化史的用心之厚重。莫言的小说系列，也着意再现胶东高密地域文化风俗史，在文学书写也喜欢调动方言因素。就其对读者的阅读期待而言，莫言运用方言，例如《檀香刑》用方言土语再造出一个地方戏曲“猫腔”，更多是为了不动声色地渲染高密地域文化中一度弥漫过的狰狞与恐怖，营造一种氛围，让人对极其精致的“檀香刑”不寒而栗，体验“柔性残暴”的可怕。这些作家笔下方言形态各异，并未影响到小说语言风貌与小说反映的那个时代的风貌保持一致，也未影响到给后人留下一段“文化记忆”的初衷。
　　对于文学书写来说，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以及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劳动群众，各色人等口头上的语言，都是需要作家加工提炼的“原生态”的语言。原生态语言，为作家们的文学书写提供了源头活水；原生态语言要成为“文学语言”，还需要创作主体的创造性改造。
　　王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