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驼镇人早晨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踩着青石板街道，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碎。有人喝羊杂碎，就有人卖羊杂碎。喝的人多，店铺也多。在乌驼镇卖羊杂碎的，都是本土生长的乌驼镇人，唯有傻姑例外，她是外地人。在乌驼镇卖羊杂碎，都有一个大小不等的店铺，唯有傻姑例外，她在北门外老榆树下傍着三轮车支个小摊，就是店铺。乌驼镇的羊杂碎从一碗一块钱飙升到一碗八块钱，依旧食客如潮，唯有傻姑的羊杂碎还是一碗一块钱，从不涨价。
　　有人问，傻姑这么干，能赚钱吗？傻姑笑而不答。谁也不知道。反正她就这么坚持了三十年，任谁说都不涨价。
　　傻姑做的羊杂碎，干净，味好。她非要把最后一块肚毛剔掉，非要把羊头上最后一根羊毛拔掉，才肯下锅烹煮。她的羊杂汤里加一味神秘调料，味道浓，口感好。只要刮北风，乌驼镇人都能闻到傻姑羊杂碎的香味。
　　有人问，傻姑的羊杂碎又好吃又便宜，那不是供不应求吗？谁还愿意吃八块钱一碗的羊杂碎呢？这话问得刁，不过，答案更刁。乌驼镇人一般不去喝傻姑的羊杂碎，似乎是一种默契。实在嘴馋了，也去，一年一两回。傻姑的食客相对特殊，大多是蹬三轮车的，扫街的，送水的、背水泥的、抱砖的、收破烂的、摆地摊的、走过路过偶尔遇上的，还有就是囊中羞涩没钱可掏的，或者压根儿就不想掏钱的。
　　话这么说着，吃白食的人又来了，西装革履墨镜遮脸的中年人坐在小板凳上，有滋有味地喝着羊杂碎，那人不是大口大口地吃，如品似尝，细嚼慢咽，像传说中的绅士用餐。吃完了，那人站起来，张开双臂，摊了摊手，还未开口，傻姑就笑了，说：“没钱就走吧，明天再来。”那人没走，摘下眼镜，轻咳一声，招招手，示意傻姑借一步说话。傻姑手里忙着，没挪步，“有难处就说，纸盒里都是一块的，不嫌弃就拿几张。”那人摆摆手，压低声音说：“我想和你合作，我弄店铺，雇勤杂工，你把关就行，不用亲自动手。收益么，咱五五分成。”这话不折不扣地钻进傻姑的耳朵里。她愣了一下，抬头看那人，没说话，锅碗瓢盆依旧“叮当”作响。等不来回话，那人又鼓足勇气，“四六如何？我四你六。”傻姑手里攥着大铜勺，猛击铁锅，“咣咣咣”地响，“吃饱了就走，明天别来了。”
　　众食客不解，抬起头，停住嘴，眼巴巴地瞅着傻姑看。在大伙儿的眼里，傻姑似乎天生就是一张笑脸，谁也没见过傻姑生气的样子。直到她拉长脸的那一刻，大伙儿才发现，傻姑已不再是“姑”，是奶奶级的傻姑了。傻姑肯定不是姓傻名姑，她的名字没人知道，她的年龄更没人知道。乌驼镇人只知道傻姑在乌驼镇犯“傻”三十多年。
　　乌驼镇老街旧巷，曲折，逼仄，车辆进不去，出不来，最合适人力三轮车通行。四十年来，三轮车一直是乌驼镇最有活力的存在。说不清是哪一年，傻姑和她的男人来到乌驼镇，没走。男人买了一辆三轮车，汇入三轮车大军，走街串巷，载人拉货，日子过得还凑合。
　　忽有一日，男人晕倒在拉货的路上。刚好，同行李二旦路过，二话不说，就把傻姑的男人送进医院，抢救七八天，人还是没留住。医药费丧葬费杂七杂八裹缠在一起，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傻姑傻眼了，暗自抽泣，一筹莫展。李二旦实在看不过去，就把蹬三轮车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大伙儿都是乌驼镇的汉子，搭把手，帮帮她。”大伙儿谁也没说话，一叠叠皱巴巴的钞票塞进傻姑的衣兜里。末了，李二旦说：“傻姑，好好活着，我们商量过，这钱不要了。以后有什么难处就找我们蹬三轮的。”
　　傻姑擦干眼泪，推着男人留下的三轮车，在乌驼镇北门的老榆树下支起摊子，做羊杂碎。她只想给蹬三轮车的兄弟们吃上一口热乎饭。她没想到这一干就三十年，寒来暑往，从没间断。她看着人们空着肚子走来，打着饱嗝离去，比自己吃饱肚子都舒坦。
　　去年，评选“乌驼镇好人”，傻姑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可她死活不同意，还放出狠话，“要是把我弄成什么好人，我就离开乌驼镇，从此不再回来。”傻姑犯起傻来，谁也没办法。
　　当年血气方刚的李二旦，如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大爷，他坐在小板凳上，一脸认真地问傻姑：“听说你把老家老宅的拆迁款都贴进去了？”傻姑手里的大铜勺在铁锅里欢快地舞动着，“那些钱放着也是放着。”李二旦叹了口气，又问：“有那么多白吃白喝的，你真的不反感？”傻姑端来一碗香喷喷的羊杂碎，放在矮桌上，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说：“只要帮对一个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