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在旷野里》的出版对于柳青及其创作的研究是一件幸事，它使柳青的文学地图得以完整，作者的思考也更为明晰。小说创作于1953年3月至10月7日，历时7个月，完成初稿20余万字。其时柳青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并分管农业合作化工作，一直不太顺利的合作互助出现了转机——皇甫村王家斌负责的互助组稻子丰收了，柳青为之振奋，转移了创作关注点。此次出版的是经他反复修改且保存下来的前7万余字，其余10余万字被毁弃。
　　柳青是一个具有文学洁癖的作家，反复修改是他创作的常态，作品的艺术性可以通过修改不断提升，损毁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这在柳青的创作历程里不曾有过。该小说通过讲述各级基层干部带领农民治理棉蚜虫的故事，反思老区基层干部在新社会思想转型问题。朱明山是柳青的代言人，小说通过他的视角反思赵振国、梁斌、白生玉、高生兰、冯光祥、吴生亮等的思想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在这些人物中，梁斌和高生兰具代表性。梁斌是朱明山的搭档，也是几组矛盾的核心人物，他能够认识到新社会应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工作到深夜”，只是在教育方式上，他选择领导农民开会，批阅文件，而不是深入乡村组织群众运动；高生兰是朱明山的妻子，经历革命年代的苦难后她心系母亲和孩子，将重心放在家庭，忽略了事业，他们的共同问题是脱离群众。同样来自老区，朱明山认识到干部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并能与时俱进，关键是不断获取文化知识。小说结尾处，部分基层领导在朱明山的教育下转变思想与态度，重拾组织农民治虫的信心与决心。按照故事发展的逻辑，小说接下来很可能是在不同的矛盾与冲突中，越来越多的基层领导逐步转变思想和工作方法，最终成功组织农民治虫。
　　从内容看，《在旷野里》大胆呈现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这是柳青此前小说涉及却并未深究的话题，思想转型的目的是“教育农民”，只有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得到解决，便能有效教育农民。任何一种教育都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系统三要素，好的教育者能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受教育者达到某种境界。小说中教育农民的目的是使农民摆脱几千年的靠天吃饭思想，接受基层领导组织集体治虫。由于教育方式不当，教育效果甚微。棉苗即将被蚜虫毁尽，农民尚未组织起来，以棉花为唯一收入来源的他们束手无策，作者通过朱明山之口发出感慨“农民好苦”，表达对底层农民生存境遇的同情。
　　“教育农民”是柳青小说一直关注的话题。《种谷记》讲述了王家沟农会主任王加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农民集体种谷的故事。习惯于传统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农民最初排斥集体种谷，经过王加扶反复劝说以及集体种谷的成功案例，他们的传统观念得以转变。王加扶并不完美，他没有文化，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脸红腿抖，但他做事沉稳，熟悉农民，与农民感情深厚。相反，被称为文化人的小学教员赵德铭有口才、有理论，由于不了解农民未能采取恰当的组织方法，导致农民反感。教育的目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提高农民认识并组织起来。
　　《铜墙铁壁》讲述了陕北镇川堡沙家店办粮站的故事。小说开篇通过葛专员去沙家店路上的见闻，写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战争，肯定“人民和我们党的血肉关系”；通过运粮队因组织不当被飞机轰炸致人驴死伤，指出“边区的群众力量是大的，胜利的关键在于组织和领导这个力量”。在区干部不足的前提下，如何建设临时粮站？区领导金树旺和曹本安意见不同，根源在于要不要相信和依靠群众。沙家店粮站负责人民兵石得富不负众望，带领其他农民办好支前粮站，这一事实是最好的答案。
　　可以说，两部小说都指出了农民需要被组织且能够被组织，但需方法得当。《在旷野里》延续了这一话题，不同的是，小说详写此前探讨的基层干部思想认识及其问题，《创业史》则再次聚焦教育农民问题。小说主人公梁生宝是继王加扶、石得富之后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他出身农村，熟悉农民，处事稳重，群众基础深厚，甘于奉献，最终组织并发动农民走上创业道路。小说同时借杨国华书记之口指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探讨了农民组织工作的不同开展方式：杨书记习惯下乡深入群众，他的报告浅显通俗、深刻简短而不失风趣；相反，陶书记在办公室看文件，听汇报“掌握全部”，容易被成见所左右。通过比较，小说传达了作者对群众工作的看法——深入群众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柳青在小说中一直强调的教育农民需要遵循的原则。
　　从四部长篇可看出，柳青关注对象始终为基层干部与农民。《在旷野里》与其他三部有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探讨基层干部应该如何组织农民，后者主要探讨基层干部如何组织农民；前者的基层干部成长于陕北老区，后者的成长于本村。《在旷野里》的出现说明柳青不仅思考如何教育农民，也思考如何教育基层干部，这是他创作的一种新探索。教育的目的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积极主动加入集体化道路。该小说中的农民只出现了四十多岁的植棉能手蔡治良，作为农村会主任的他有毅力能坚持，但对治棉蚜虫并无信心。教育农民任重道远应该是《在旷野里》后半部分思考的问题，王家斌的横空出世解决了柳青的困惑。王家斌与蔡治良不同，他是属于新时代的，能够带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同时，王家斌这一形象不适宜出现在《在旷野里》中，与基层干部思想处于转型期的语境并不协调，作者需要重新建构一个新的故事，并将他此前教育农民的思考融入其中，这就是《创业史》。所以说，《在旷野里》毁弃的部分没有《创业史》这般精彩，保留的则是《创业史》涉及不多的思考。
　　在毁弃与保留之间体现了柳青的探索与坚守。探索的是基层领导如何进行思想转型，教育群众走集体化道路；坚守的是人民性，是作者对农民永远不变的关怀。吴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