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路，是一条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路，故乡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永恒的记忆。
　　小的时候，走在家乡的小路上，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这种平淡，在我的心里，打下了重重的烙印，越久越深，如今进入古稀之年，就更浓烈了。
　　年少的时候，有了对前途的向往，一心想着离开家乡，走的远远的，飞得高高的，越远越好，越高越好。
　　不知不觉几十年过去了，我又回来了，回到一个不大的地方，我的家乡——寺沟。寺沟是一棵树，我就是那树上的一粒籽，许多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却被风吹走了，满世界的转了一圈，落叶归根了。
　　寺沟因何得名，不得而知，只记得小时候，大队门口有座庙，我们把它叫寺门前，那儿可能就是寺的起源，后面有条沟，一直通到十几里路外的稠桑，寺加上这条沟，就算当地人对寺沟由来的朴素释读。
　　我属于那种提前入伍，在大范围征兵开始之前，我们穿着自己的便装到部队，20多天的集中训练，在大部队来到营房前夕，换上了军装，放3天假让我们回家。这么短时间就能回家探亲，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激动的心情难以描述。汽车到了青岗岭，耀县水泥厂的烟囱出现在眼前，心都快跳出来了。
　　回到家，妈妈却不在家，我的心凉了半截。父亲说，自我走后，妈妈总是心静不下来，到处走亲戚岔心慌。
　　按照父亲说的，我骑上自行车到崔上坡的姑姑家找妈妈，他们说妈妈来过又走了，天已经黑了，我只好悻悻的回到家里。
　　第二天天刚亮，我又朝着新的方向去找妈妈，那个年代十里八乡传递信息的方式就是捎话，妈妈也听到了我回来的消息，急急忙忙往回赶，我们在通往阴家河的路上相遇了，我和妈妈都哭了，声音微弱，却是发自内心的。
　　妈妈不认识字，却善良明事理。6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因家中遭土匪抢劫，受到惊吓而离世，才29岁。外爷带着3个舅舅和妈妈，最大的8岁，还有一个最小的姨姨才几个月，实在管不了，送给了稠桑西堡子一个姓焦的人家抚养。从此，家里做饭和针线活之类的事，妈妈承担了许多，早早的两只手指的关节都变形了。
　　妈妈嫁给父亲的时候17岁，结婚以后不几天，家里的锅锅灶灶，盆盆碗碗都不见了，原来都是借人家的。妈妈和父亲开始了她们贫苦的日子。
　　妈妈和父亲的婚姻是妈妈的大大和西巷子我三爷说的门。妈妈的大大外号叫李四，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官名，他是移居到寺沟的。父亲给西巷子三爷家做了几年活，解放后不准雇长工了，父亲就做点零活，三婆三爷人好，父亲做活也舍得出力气，人品得人爱，他们就撮合了这桩婚事。
　　父亲也是个命苦人，爷爷早年是黄埔生，奶奶是崔仙袁建武的姐姐，袁建武与杨虎城，孔从周等结交甚好，奶奶也算是大家闺秀。那时候家中经济阔绰，父亲自幼好学，写得一手好字，账算也清，公私合营，公社化后，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会计，是远近闻名的万笔清。
　　天有不测风云，1941年抗日战争中条山战役中，陕军英勇顽强，浴血抵抗，涌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据三爷说，爷爷是孙蔚如19路军的一个中层军官，负伤后回家不久就去世了，奶奶也在第二年去世。没有了父母亲的照顾，父亲完小读到四年级逼迫辍学了，13岁开始当长工，一直到解放。
　　父亲开始给山里一个人家做活，过年的时候，人家给他把账一算，折成粮食，他却没有家，工钱记在账上，第二年继续干。冬天人家让他到山外来要账，下雪天，穿个大人的鞋，走一路掉一路。到了春天，天暖和了，把棉衣的絮子抽出来，当夹衣穿。第二年冬天又把棉花装进去，有的地方挂不住，用枣刺别上穿。
　　父亲慢慢长大能担力了，回到山外干些扛力气的活，收入就高些。在河南一带赶场，一天割五亩多麦子，累的腰都直不起来，拉屎都是趴着拉。
　　父亲的这种吃苦精神一直延续了多年。生产队那阵，队里一放工，他先到自留地干活，估摸着饭快熟了，连忙一吃，又下地赶活，队里上工了他又跟着出工去了，像个永动机一样，没见停歇过。
　　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六口人住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子里，炕上铺一张破席，冬天冷，全家人只有一条被子，只能靠柴火把炕烧的热热的，烧炕时火大了，席子烧烂了，补上一块布，有时候席签就把人扎了。父亲决心盖新房子，汛期附近的河里一发水，父亲在生产队干活间隙去刨石头，一堆一堆的码在滩上，晚上把年幼的弟弟妹妹都哄睡着了，父亲拉着架子车，十岁多点的我和妈妈在后面推着，应该是扛着。那时候的埝盘坡特别陡，父亲拼命的拉，我和妈妈在后面用肩膀扛，一步一步的往上挪。
　　父亲不但勤劳，而且节俭，用村里人的话说，他的钱都是从苦身子上下来的。粮食困难时期，父亲让家里人都吃稀的，妈妈擀好面，趁父亲在地里还没回来，给我先捞一点干面，听见父亲的脚步声，妈妈赶快给我的碗里倒点面汤。妈妈说，父亲干的活最重，吃的却最稀。
　　妈妈对我的爱，我无言诉说，我生下来，妈妈没有奶，妈妈大我18岁，她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没有牛奶，有也买不起，羊也养不起，村里的海战妈也是刚生了孩子，父亲就抱着我去吊一点奶。这不是个长法，妈妈就把蒸好的馍剥了皮，泡在缸子里加点白糖，用火烧开，晾温了喂我。所以我到现在都不喝牛奶，羊奶，胃里没有这种程序编排。泡馍的缸子上面套一个粗硬的铁丝拧成的长把，一只手端上，另一只手弄几根线麻的麻杆，用脚踩一下，点上火慢慢的烧着，孩子急着要吃不停的哭喊着，妈妈热着饭，眼泪扑簌簌的掉着，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可能是婴儿时食物结构的原因，小时候我特别奸馋，不吃的东西很多，喝包谷糁都在里面调盐和辣子，那时候吃不到馍等干食，再稠的稀饭喝了也不顶饱，妈妈每天把熬了包谷糁锅底的然然，用调萝卜的醋汁拌着给我吃，晚上饿的睡不着，妈妈在开水里泡几根咸萝卜。家里的鸡下个蛋，也要拿到分销店换日用品，偶尔打碎了一个，搅成鸡蛋絮絮煮在汤面里，妈妈又用筷子把稍大点的鸡蛋花挑出来放到我碗里。前年在北京，看到女儿给他的儿子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我对外孙说，社会进步了，物质丰富了，我小时候虽然没你吃的好穿的好，但是我妈对我的爱是任何妈妈都不可比拟的，在我的心里，我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紧张，物价飞涨，辣子卖到10块钱1斤，烟叶7块钱1斤，麦子160元1斗，包谷100元1斗。父亲是个精打细算的过日子人，他把积攒的辣子、烟叶担到集市上去卖，让我也背上十几斤烟叶跟他一起去，一天下来，又饥又渴，他就吃点自己带的干馍，喝点生水，舍不得花1分钱买吃的喝的。有一次他到牛村去跟会，天不亮收拾好东西，担着上了董家坡，觉得有点沉，到了辘轳坝一带，能看见称星了，一称105斤，走几十里地，在今天的人们来看，是不可思议的超级侠。
　　父亲从不来不给自己添置衣服，妈妈是个心劲很大的人，我们长大了，总想让孩子们穿的体面点，为了一件衣服，总要和父亲绊绊磕磕。我17岁那年，妈妈花5角钱的手工费，让裁缝碎脚婶婶给我缝了一条灰色的咔唭裤，算是很时髦。父亲走亲戚时候穿了一次，后来他经常要穿，我就不借给他。想起来好后悔，他才40岁，也有美的追求！
　　妈妈宽厚豁达，对什么人都像对待亲人一样。小时候一个院子住着三户人家，六伯和四伯都年长的多，妈妈和她们相处十分和谐融洽。四妈胳膊骨折了，妈妈帮着洗脸梳头，四妈说女儿都不一定能这样。六妈家孩子多，缺吃少穿，妈妈虽不宽裕，也时常接济她们。
　　在生产队地里干活，拾棉花、摘辣子、掰玉米，都是论分量记工分，年轻人在前面把好摘的都摘了，妈妈觉得可惜，总是在后面收尾，出的力气大，费的功夫多，却挣的工分少，但她从来不在乎。
　　一进入冬天，地里的活少了，妈妈纳鞋底，缝衣服，给孩子们准备过年的穿戴。每年除夕夜，妈妈都是没合过眼，做好的棉衣没有缝纽门子，妹妹的鞋上没有钉鞋带，这些收尾性的活路总要赶制整整一个晚上。天亮了，孩子们高高兴兴穿上新衣服去放炮了，妈妈眯一小会起来包初一早上的疙瘩子。
　　妈妈的善良是天生的，我说她就是尊佛。家门口来个讨饭的，妈妈总要给馍里夹上菜，吃完了还要盛碗稀饭，让他喝了再走。我们后来条件好点了，从1983年开始，每年要接济村里一些生活并不宽裕的老人，在涉及具体人名单时，总会有一些分歧。农村人难免有一点圪圪塔塔的事，大都属于性格冲突或认知错位，说不上谁错谁对，妈妈总是笑着说，孩子们有这个心，人家对孩子们都有恩，就不要较长量短的，该接济的都接济。
　　妈妈和父亲上了年纪，长期在西安和我们共同居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们。我的妻子和弟媳妇都是城里生城里长的人，和妈妈那是真心的和谐，一直到晚年，相处都很融洽。妈妈最后的时刻，我的妻子和女儿从美国回来站到她的床边，妈妈喃喃的说，把她们都叫回来干啥么。
　　妈妈的葬礼是在寺沟举行的。我们护送着妈妈的遗体到家，出现的场景让我感动了。妈妈和父亲近20年一直住在西安，老家常年没人，家里的钥匙在堂弟和邻居家各有一把。我们出发前打了电话，赶我们到家，村口到我们家路上的雪铲的干干净净，雪还不停的下着，有人随下随扫。屋子里几个房子打扫收拾整洁，三个房子生上了炉子，灶房也开了伙，回来的人吃上了稀饭馒头和简单的小菜，屋子里前前后后到处都是来帮忙布置和祭奠的人，大大、娘娘、哥哥、嫂子、弟弟妹妹还有下一辈的人，许多我都不认识，有的根本就没见过，没有任何人通知，口口相传，大家都来了。这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文明传承，我受伤的心一下子有了安放之地。寺沟人这种协作互助的精神是民族文化沉淀下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文明古国农村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有了它，农村人不管有钱没钱，再大的困难也能对付，解放初期，毛主席领导在农村搞合作社，互助组，正是这种文化根基的体现。
　　时隔32天，父亲也走完了自己85岁的人生之路，于2014年离开了我们。
　　妈妈和父亲病的都很久，虽然不是特别的高寿，年少时吃的苦太多，身体透支大，能活到这个岁数已经是很坚强了。让儿女们得到慰藉的是，她们都没有特别的痛苦，是灯干油尽式的寿终正寝。马上快到她们10周年祭日，愿她们在天堂一切安好，护佑子孙后代和家乡人民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