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听到这首儿歌，我立马就想起了小时候过年前的一段情景。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偏僻农村，我的童年、少年时光是在农村度过的。在那个生活物资贫乏的年代，因此春节都被大人们称为“年关”，意思就是过年就像“过关”，因此对我的父母来说是相当费心劳神的事。单说给全家人置办新衣服不容易。
　　父母一般不买新衣服，他们拿出“当新”（一套平时舍不得穿的、只有走亲访友或重大事件、过年才穿）的衣服，做上一双新鞋就应付过去了；但是孩子们不行，正是长个头、长身体的时候，父母就是勒紧裤带，也为我们准备好一身新衣服，帽子、衣裤、鞋子，从头到脚都换成新的，母亲才安心。她老人家说，新年新气象，总得让家人穿的像个人样，否则会让人看不起的。
　　于是进入腊月，母亲就开始忙活起来。先是拿出家里的布票，买来几尺蓝咔叽布、黑条绒布，预备给我们做裤子、棉鞋。蓝咔叽布用来给我们哥俩做裤子，母亲小心翼翼的在布上画好粉线，然后拿起剪刀，细心地、一剪刀、一剪刀的裁好，再拿到集上，花一块钱让人锁好边，回家后蹬起外祖父给她买的“蝴蝶牌”缝纫机，给我们缝成裤子，烧好烙铁，垫着湿毛巾，熨烫板正，直到两条裤子完全做好，让我们试穿一下，上下前后的看半天，感觉满意了，她才会高高兴兴的让我们脱下来，整整齐齐的叠好，收拾起来。接着又找出五颜六色的布片，熬好浆糊，在门板上一层层的粘贴好，打成隔被，三两天后隔被在阳光下晒干后，她又在鞋样本中找出我们一家人的鞋样，给每个人裁剪出一副鞋样，纳鞋底、絮鞋帮、扎缝眼、打鞋楦、买鞋带，白天黑夜的忙活，到除夕前保证做好精美的四双高帮、带缝眼的黑色条绒棉鞋。至今我都会在梦中时时想起母亲在微黄的煤油灯底下，一针一线的给我们缝衣服、做鞋子的场面。她一只手拿着鞋底或鞋帮，一只手牵着针线，刺啦、刺啦的拽动麻线，时不时的在头皮上摩擦一下铁针，用顶针顶起针线，用力的拉紧每一个针脚。她低头劳作，面色微红，面容平静，凝神屏气，粗糙的双手不停地上下来回……
　　每年大约腊月廿七大集的时候，父亲就会带我们哥俩去镇上的供销社买新帽子、新褂子。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来到北关的供销社，挤到柜台前，买上两顶绿色的军帽，再买上两件两个兜的确良的上衣。因为我和哥哥都上初中了，才有了这样的待遇，这些以前也都是母亲做的。在人声鼎沸中，父亲大致给我们比量一下，在售货员的催促下，开票、付钱，父亲拿好衣服、帽子，拉着我们完成购物，才如释重负的带我们回家。回到家中，母亲让我们试穿完后，仔细地剪掉衣服上的线头，把衣服叠起，放到箱子里面。母亲也许看出来我不想脱新衣服，哄我说：早晚是你的，弄脏了就不好了，过年的时候穿才叫新衣裳。我才悻悻的摘下新帽子、脱下新衣服，出门找伙伴们玩去了。“谁家烟囱早冒烟，谁家高粱早红尖。”人勤春早，家乡的习俗是大年初一要早起。我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父亲叫醒，一睁眼，就看见母亲不知啥时候早早的把我们的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整整齐齐的摆在床头桌上。
　　放完鞭炮，吃罢水饺，父母让我们换上新衣服，领着我们去奶奶家拜年，他们慈祥看着我们，眼角眉梢都是笑。我看着他们，还是穿着那身已不知穿了几年的“当新”衣裳，只是穿上了新棉鞋，母亲换了块黄色的新头巾，父亲买了顶蓝色的新帽子。如今生活条件好了，穿新衣早已不算什么奢侈的事，但我时刻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训教，不愿穿高档的衣物，不敢暴殄天物。
　　我总是时时回忆起过去过年换新装的事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最应该尽力回报父母的深恩以及师长同事朋友的帮助和国家社会的培养，做一个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