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县城中学补习的时候，学校的饭经常千篇一律，而且少盐没辣子，肚子里没一点油水。我就渴望着能好好的打顿牙祭，慰劳慰劳自己寡淡的胃!
　　于是，我就经常在县城街道闲转，转着转着，我眼睛直了。眼前一排铁架子串了一只又一只不知是鸡，还是鸭鹅的东西(不是矫情，当时真分不清，在我心中，拔了毛的鸡鸭鹅都一样)，黄亮亮，金灿灿，油汪汪的-——我脚走不动了，一个劲地咽口水。而且口水还真不争气，连珠似地，砸在布板鞋鞋面上。
　　老板笑了，问:想吃么？
　　我点头如捣蒜:想。
　　我又咽了口口水，问：这是啥？
　　老板说：烧鸡！
　　我问：好吃不？
　　老板笑了，狡黠地反问：你说呢？
　　我又问：多钱一个？
　　老板说：六块！
　　我愣住了。六块，不是个小数目。记得那时侯，一张电影票才五角钱。我们同学，家境好的，一周家里给十元生活费，家境一般的，五元钱。更多的同学，两元钱就可撑持一星期——这烧鸡也太贵了!
　　在摊前徘徊了好久，我最后还是离开了！
　　三周过去了，我终于攒够了六块钱。在一个中午课间，我又一次站在了烧鸡摊前！这次，我说话声音也高了：老板，来一整只烧鸡！
　　老板接过我手上的钱，一张一张对着太阳耀了耀，说：好！马上。
　　我眼巴巴地看着老板从架子上摘下一只中等大小的烧鸡，用报纸包好，递给我。
　　我一把接过烧鸡，飞快地往回走。
　　回哪里去？我却犯难了。千万不能回宿舍，宿舍那么多如狼似虎的小伙伴会给我分吃得连鸡屁股也剩不下。上课在即，怎么办啊！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烧鸡带回教室，放进桌兜里。
　　那几节课老师讲的什么内容，已经完全没有了记忆。不光我没记忆，我估计许多同学也没记忆——坐在我座位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骚动。
　　小胖说：啥味？咋这怪的！边说还边吸鼻子。
　　小文说：咋一股臭鸡蛋味！
　　前面两排同学也转身往后边寻、往周围瞅。我心如明镜，却也装模作样地说：就是呀！
　　啥味咋这么重？熏死人了……
　　很庆幸同学们再没有深究。
　　好不容易捱到下课，我把烧鸡夹在腋下，一路小跑，就跑到了县城馒头山上。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大吃特吃……
　　大家一定能想像到我暴殄天物，大快朵颐，饿死鬼投胎的样子：如饿虎扑食，连撕带抓，手举两个鸡腿，左咬一口，右咬一口……都知道鸡骨头卡喉，而我，却连鸡骨头渣渣都嚼碎咽下去了。三下五除二，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不一会儿整只鸡就没了！烧鸡真好吃！我一边感叹，一边想：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一天买吃一只烧鸡！
　　这以后我真的还吃了好几只烧鸡，开始还是一人吃独食，再后来，和舍友分享，再后来和同学一块带到山上吃，再一起喝两瓶当时售价才一元五角钱的普太（普通太白酒），哈，感觉人生的滋味全在里面了……
　　前段时间再读马平川兄《我的农民情结多么顽固》（载《散文月刊》，2010第五期）文章，当看到平川兄言及他自己应邀去五星级酒店吃海鲜、吃西餐，他嫌程序麻烦，让女服务员拿来一个大盆盆，把那些文明的吃物一嘟噜全装盆子里，然后躲在一边不管不顾，胡乱地吃，畅快地吃的情节时，我也忍俊不禁。和马平川兄一样，不管在城里生活多少年，我们好像都未改变农民子弟的本色，也许在别人看来，我们都比较乡巴佬吧！
　　可能是过去烧鸡吃多了，现在每每到烧鸡店，烤鸭摊，我总是快步走过，甚至许多时候掩鼻疾走。不习惯了那个味！禽流感肆虐的时候更夸张，宁愿绕道很远，也不愿看到烧鸡店。我女儿和我一样贪吃，不过，她没有吃过一只烧鸡，却吃过许多次肯德鸡，还有馋嘴鸭。后来，因为妈妈经常说那些东西有激素，会影响发育；同时，“苏丹红”“多脚鸡”事件的发生，以及老师们关于“禽流感”等的洗脑式宣传——女儿也逐渐对“鸡”丧失了兴趣，甚至一度到了杯弓蛇影、谈“鸡”色变的程度呢。
　　今天去市里辅导班去接孩子，因为时间还早，我就信步走进了“国外产品保税直销店”，在酒水区，我的眼睛又直了、亮了。我第一次看到了好多洋酒的名字，什么人头马，xo，拉斐尔，威士忌，白兰地……不禁感慨万千！现在社会好了，你看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轻松享用到各种高端的东西。难怪奶奶去世前一再说：娃，现在社会好了，好吃的好喝的太多了。婆不想走，真正舍不得走……
　　哦，怀念过去苦涩的日子，怀念那一只只香香的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