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对面面那个圪梁梁上》原名《精准扶贫》，是云岗先生的一部中篇小说，原刊《山东文学》,收于中短篇小说集《雪落大地》时改为现名。小说讲述了前后相差三十多年的时代背景下的扶贫故事。地道的渭北方言、典型情境下的乡风民俗、扶贫对象真实现状的入木刻画，奠定了这部小说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小说以主人公刘辉刚步入社会时的工作组扶贫经历切入，到眼下刚刚完成的精准扶贫战略为主线，扶贫工作的前后三十多年跨代际画卷通过刘辉这个人物得以前后串联，生动真实展现了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背景下，中国乡村脱贫工作的典型画卷。通过前后相隔三十多年的不同贫困户现象的生动刻画，深度揭示了脱贫攻坚面临的现实问题。从文中对青年刘辉所感触到的当时地理风貌、风土人情的描述，到窗花、粉连纸、对工作组的称呼、吃派饭制度、乡村社会的人物生活情态描述等种种元素不难看出，刘辉步入工作的时间应该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实行精准脱贫的本世纪初，跨越了三十多年的时空，相似的贫困、不同的贫困现状、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差异化贫困思路，赋予了这篇小说高度的现实性：那就是，在脱贫攻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今天，思想贫困仍旧是解决了物质贫困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面临的问题，这样的现实问题既有环境因素，更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差异，贫困的周而复始和恶性循环对农村的凋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给乡村振兴的实施提出了可供参考的现实样本。可以说，作为明线的扶贫是这篇写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线，也是小说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一条主线。一部小说，具备了对现实主义的深度刻画与警示，就具有了高度的现实主义色彩，具备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预警话语权。而前后三十多年神似的贫困户思维，似乎在诉说贫困的闭环思路：几十年的努力依旧在起点徘徊，难道真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抑或连贫困也是难逃魔咒？
　　小说中的感情线是隐线。前后相隔三十多年的两位女主人公，生在不同时代，却是都处于贫困家庭的从属地位。让青年刘辉产生朦胧初恋情愫的烂女是贫困户孟狗子的女儿，一心想要通过嫁个城里人，来改变家庭处境。这种弱势思维方式其实是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农村女性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虽历经百年的抗争，收效低下，女性的自主觉醒意识的培育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样，作为机缘巧合，中年刘辉已经是局长的情况下，出于对青年时期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的念念不忘，把这份力所能及的帮扶通过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情愫转移到了现在的精准帮扶对象孟兰花身上。尽管从很多迹象上看，孟兰花和烂女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始终是作者保留的一个悬念，但是依然不影响中年刘辉以成年人的视角去看待孟兰花这样处于生活困境中的贫困女性形象。三十多年后，贫困户孟兰花依旧是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身的贫困现状，却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阴差阳错，一步步陷入到更深的生活泥沼里去，不得不说，这种典型性塑造正是现实的普遍性写照。尤其是期间穿插了对当下社会不正常的女性意识抨击，如司机黄师偶遇路上两个女孩子的对话、农村女孩去城里坐台挣钱等社会现象，把因为贫困而丧失的女性羞耻心放大在读者面前，这种普遍缺乏的女性觉醒意识就成了当下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扭曲问题。三十多年来，不管是烂女还是孟兰花，都是始终缺乏自我觉醒意识、不愿意实施自救的农村女性形象。在这点上，小说所提示的现实意义在于：脱贫攻坚的道路依旧漫长。不论是明线的脱贫攻坚，还是作为暗线或者说隐线的情感牵挂，《对面面那个圪梁梁上》都是现实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深度写实，也揭示出深度贫困的根源在于思想贫困，读来不禁悲从中来。而双线交织的笔法，却泾渭分明，既有交错，又有分割，读来相互补充却丝毫不显混乱，这和作者深厚的笔力及对全篇布局的掌控分不开。
　　值得一提的是该篇小说的结尾。汤显祖谈《董西厢》的结尾有两种。一是“煞尾”，一是“度尾”。“煞尾”如“骏马收缰，寸步不移”；“度尾”是“画舫笙歌，从远处来，过近处，又向远处去。”该篇采用了“度尾”散逸式的写法，让结局呈开放性，把无数种可能交错在一起，形成每一种不同结局背后的万般可能性。比如，孟兰花到底是不是烂女？如果不是，烂女又在哪里、生活得怎样？孟兰花到底藏身何处？任涛和任斌脱贫了吗……等等基于现实生活的数种发问，每一个问号后面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命运走向。在这种接受美学的结尾中，读者也变成了参与创作的一员，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创作和想象之中，让作品结局更加多元化。这种写法是一种经典写法，比较著名的是沈从文的《边城》中翠翠对于傩送二老的盼归，“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样的结尾处理用得好，会成为一篇小说中最大的留白处理，开篇《对面面那个圪梁梁上》上就体现了留白魅力，读完让人怅然若失又无限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