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木偶人,不会说话不会动,最后坚持三分钟。”小时候玩“木偶人”游戏,念着这句话,云南女孩小欣(化名)总会禁不住笑出声来。但在长大后的小欣看来,这句游戏台词仿佛是真实生活给她开的一个莫大的玩笑。
她在日记里哭诉道:“现在不论你怎么刺激我,我都不会笑,也不会有丝毫愉悦感。”这位患有重度抑郁症的姑娘绝望地说:“当你们继续着每日的精彩生活时,我却在等待‘最后三分钟’的到来。”
“我迷路了,你在哪儿?”
困扰小欣的重度抑郁症,是精神障碍类疾患中的一种。精神障碍,一个字面意义简单、但内容复杂的医学名词,是指某个人的思维认知、情感情绪、行为意志等精神活动存在不同程度的紊乱或障碍,并严重影响到工作、学习、人际交往等社会功能的一种疾病或状态。
精神障碍患者已不再是“稀有群体”。但公众对它知之甚少,加上疾病的特殊性,发现确诊难度大,大量患病人群被掩盖。“精神病诊断没有生物学标记,主要依靠医生的判断,根据量表评估或者经验,确诊需要时间,病人及家属若对自己的情况认知有困难,对医生没有完全信任,质疑、拖延的情绪将直接影响病情控制。”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汤剑平说。
“一开始,我只是睡不好觉、高兴不起来、反应速度变慢。”今年50岁的抑郁症患者童女士说,直到一年后长期的坏情绪让身体不堪重负:经常胃痛、体重下降、严重偏头疼。“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生病了。”她把神经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心内科的医生都找了个遍,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最后才想到去精神卫生科碰碰运气。“这才找到了病因,像一个迷路的人,怎么都找不到方向。”
“感觉与世界没有一点点连接”
“咚咚咚”轻轻的几下敲门声后,18岁的宁波女孩小清(化名)走进精神心理科专家门诊的诊室,礼貌地跟主治医生谭忠林问好。她穿着红白搭配、复古式样的棉麻布长裙,红色绣花布鞋上的碎花图案和衣服上的装饰相配,连指甲也是精心修饰过的。
“最近感觉怎么样?”因为是复诊病人,谭医生的开场白就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样。
“不是太好。”小清尴尬地耸耸肩,慢慢收起了进门时的微笑,变得有些紧张,她开始向医生讲诉最近两周自己的心理变化和精神状态:疯狂花钱购物、打扮自己却只能开心几分钟,看到视频里的小动物会冒出虐待它们的“邪恶”想法,站在窗前有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谭忠林耐心听完讲诉,为她安排了住院手续。“她被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更有利于病情控制。”仅靠服药已经没办法控制小清的病情,谭忠林眉头紧锁,面露担忧。
谭忠林是浙江抑郁症治疗专家,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他总会“超量”接待。
在精神专科医院工作20多年的他,一直在研究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心世界。“从轻度患者的睡眠困难、情绪低落到重度患者的死亡冲动、意志紊乱,病人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煎熬。”谭忠林说,一些病人选择以自杀终结,寻求解脱的同时也以此解脱被自己拖累的家人。
“这是我的‘心魔’也是你的‘心魔’”
“医生,我的药量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上周我把晚上吃的药减了半颗。”“医生,这药还要吃多久,什么时候才是头?”
在精神心理门诊室里,不少病人和家属为药纠结。与此同时,根据病情发展状态调整用药,达到最对症、最有利也是考验精神科医生水平的一项重要标准。
谭忠林说,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对服药的依从度高,长期服药甚至终身服药,不会有太大心理负担。但精神障碍患者往往对用药时间和用量有“偏见”甚至会擅自调整医生的用药建议。
“我觉得自己恢复正常、情绪稳定了,前几天就把其中一种药停了,但停药后感觉又变差了。”现任一公司部门主管的陈军(化名)有点沮丧后悔。
“精神障碍患者对自己患病有病耻感,认为一个人连自己的情绪、精神状态都需要靠外界用药来控制,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谭忠林表示。天天和这样的病人打交道,他早已练出了好脾气,耐心地安慰他,稳定他的情绪。
“地狱归来,请给我一个拥抱”
媒体人张进是一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不过现在,他成了抑郁症患者眼中的斗士。他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放在网络上与大众分享,完成了从“自渡”“他渡”到“渡人”的蜕变。
然而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很难做到如此坦诚地面对自己的疾病。虽然他们也希望坚定信心、自我救赎,但显而易见,对抗精神疾病不是一个人的战场,需要更多来自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包容。
家属陪同,是各医院精神科门诊常能看到的场景。求诊时,家属们会帮助病人补充描述病情发展,也会向医生交流请教,哪些行为有利于帮助病人尽早康复。
“从过去的厌恶、回避、漠视,到今天的理解、同情和包容,全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认知正在不断进步。”杨甫德表示。
许多精神专科医生都提到,精神障碍并非不治之症,更多轻度障碍其实就是精神“感冒”在医学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彻底痊愈。
与此同时,在社会压力增大,转型焦虑递增的今天,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障碍的“潜在患者”,包容了解精神障碍患者,从某种角度而言就是在包容自己、了解自己。
为他们点亮一盏灯,也为我们自己照亮了回家的路。何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