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著译介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必要一环。“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对外国文学译介的理论考察同样是文化建设的自觉担当。《鲁滨孙漂流记》的中国化（1902-1949）是青年学人石燕对外国文学名著《鲁滨孙漂流记》（以下简称《鲁滨孙》）来华历史进程和文化意义的探究之作。该著于2023年12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著作有力地回答了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为何于1902年译入并在随后的“中国化”历程中取得了流行和经典化的缘由。
　　从总体上看，该著立足于译入语文化语境，资料翔实，从译入语文化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着眼，主要从传播面貌、国民性改造的时代思潮、文化传统的深层融合以及主体精神建构等方面探讨了《鲁滨孙》在1902-1949年这一时段的进程中所经历的“中国化”。上述四个层面由浅入深、层层推进，有对于传播现象的描绘、有对于时代思潮左右译本修辞的探讨、有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因子“化合”外来经典的深入剖析、有对于《鲁滨孙》最终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主体精神建构的理论提炼，读来有理有据，既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有研究视角的参照意义。不过，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时代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鲁滨孙》来华近代中国人文化需要的结果，该著也是当下建立文化自信从而推进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产物。
　　从局部而言，该著最有趣的是第一章，论者在史料运用的基础上指出晚清《鲁滨孙》诸译本的主要面貌是“少年化”和“通俗化”，民国则为“启蒙”和“娱乐”。从晚清到民国，《鲁滨孙》汉译本呈现出了相互关联但却不同的传播面貌。这当然值得读者品味。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鲁滨孙》来华不是“单打独斗”，其流行和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经典化还离不开“互文本”《瑞士家庭鲁滨孙》的“互文助推”与“和声共振”。这是有意思和有意义的发现。
　　该著最具特色的探讨是第三章。论者从以往外国文学学者少有的本土文化传统的角度切入来探讨其在译本“创造性叛逆”中所起到的深层作用。相对于译入语的时代思潮，译入语文化传统对译本支配的力量更加“隐形”，需要论者对本土文化传统的熟稔与深入了解。该著作者做到了这一点。作者指出，正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文人游历传统、感伤传统等与原作《鲁滨孙》的相关层面的深度融合，才使得《鲁滨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扎根发芽开花”，从而完成了外国文学名著的“中国化”和“经典化”。
　　该著最具理论创新的是第四章。论者在此指出，《鲁滨孙》的来华和流行最主要的文化价值是其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精神建构，这当然也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最根本的目的。论者认为，激越品格、独立品格乃至“情”与“理”的双向发展，是近代知识精英引介《鲁滨孙》的最终目的，这对于理解近代知识精英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有裨益。
　　此外，该著的第二章，尽管切入视角看起来不是那么“新颖”，但论者抓住了尚武精神、尚力思潮、自由想象等关键思潮，且能与译本中的文本变异紧密结合，因此读来同样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该著的余论部分，论者从历史关怀转入当下省思，探讨《鲁滨孙》在1949年后至今的传播情况、其继续参与中国现代文化主体建构中的可能性乃至其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产生的“互文本”创作，将对“外国文学名著对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何在”的思考做了延展性的尝试，能够引发读者的好奇和思考。
　　不过，因为论者关注的时段是晚清民国（1902-1949），有关1949至今这一阶段《鲁滨孙》的“中国化”，论者着墨较少，读者对此部分也只能获得一个大概得认识。期待论者能在未来做一个补充性的研究，这样，有关百年《鲁滨孙》来华的进程与意义，我们会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认识。
　　总之，该著瑕不掩瑜，值得一读。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民族文化建设比任何时候都自觉和清醒。
　  吴妍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