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的叙事渊源简析
文章字数:2,165
作为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清末民初的冒险小说是中西小说内外形式要素融合的结果。
首先,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的产生,离不开西方冒险小说的外来刺激。西方冒险小说的产生,又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密切相关。随着大航海和殖民时代的到来,西方叙事文学中原本就有的各类冒险故事(taleof adventure)、航海故事(sea stories)、海盗与战争故事(tales of pirates and war)等得到了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并成长为一种冒险类别(the adventure genre)。冒险小说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的。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Crusoe,1719)、19世纪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帝国男童女童冒险小说,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说到底,作为帝国殖民发展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冒险小说和殖民主义时代紧密相连,承担着为帝国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目的。然而,此处重点需要讨论的是西方冒险小说为清末民初的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哪些基本的叙事技巧,从而奠定了其基本的形式特征,因此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西方冒险小说的叙事质素。
略显尴尬的是,“冒险小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何谓“冒险小说”?至今未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正如唐·达马萨(Don D’ammassa)在其《冒险小说百科全书:冒险小说杰作及其作家的重要参考资料》(Encyclopediaof Adventure Fiction: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the Great Works and Writers of Adventure Fiction)一书中所指出来的,冒险小说文类上的暧昧不明和居间特征,使得其与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早期通俗小说混杂在一起。因此,作为一种小说亚类型(sub-genre)的西方冒险小说通常融合在其他亚类型当中。不同于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浪漫小说等具有具有明确、独立的类别,冒险小说通常以“激动人心”(thriller)的标签吸引读者。的确,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便是如此。《鲁滨孙漂流记》完整的标题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奇异冒险”(The Strange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其中的关键词是“奇异”(Strange and Surprising),作者本人有极为自觉地凭借“标新立异”的故事情节来“激动人心”从而拉拢读者的目的。
既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冒险小说难以界定,那么暂且退而求其次,先搞清楚何谓“冒险”(adventure)。达马萨认为,“冒险”是一种私人化的经历或体验,它填充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所谓的“冒险”,指的是“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主人公人生的正常进程之外,通常伴随着危险,而且往往是身体行为。”冒险小说最核心的特征便是冒险因素在小说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小说。一言以蔽之,那些讲述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且这些事件发生在主人公人生的正常进程之外并通常伴随着危险的故事,都可以视为冒险小说。西方冒险小说为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中主人公提供了多种形式要素,如情节上主人公的离家远航和路途历险、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和考验以及人物的化险为夷等。与此相应,故事发生的空间不再局限于熟悉的场所和人物生活的周边,而是具有突出的“异”的特性。
其次,清末民初的本土冒险小说自然不是无本之水,无缘之木。它在近代中国的产生不全是外来因素刺激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本土传统滋养的结果。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传奇、话本、古典小说等一脉发展的叙事文学中,其中的志人志怪因素提供了本土化的“冒险”根底,小到人物行为动机的提供,中到具体小说情节的设计,大到作品主旨用意的表达等。人与物的神奇(怪异)以及夸张描绘,“异”世界的离奇荒诞,理想世界的让人艳羡,既是吸引读者阅读动力的主要方面,也是作者编排故事的有力源泉。
《山海经》中的海外遥远的神秘之地与异人异事,为后人对异域世界的想象插上了翅膀。《搜神记》中的鬼神故事、《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西游记》中的西天历险,无不展现出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与生俱来的好奇和渴望。对中国古人来讲,外部世界是凶险的落后的,但同时也是安放超越现实的理想之地。远方不仅群魔乱舞,也有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探索域外世界的持续好奇心。
清末民初,伴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是不可阻挡的“西学东渐”大潮。传教士翻译小说发起了西方翻译小说的先声。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小说竞赛,呼唤和引领“新小说”的产生。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传教士和清末知识巨擘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西方冒险小说被大量译入。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成为其中显著的代表。林纾等人翻译的哈葛德系列冒险小说,更是将西方冒险小说的译介推向了高潮。经由翻译,时人接触到了西方冒险小说并且感知到这一文类的新颖之处,知识精英和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商以“冒险小说”标举这一“说部”中的小说类别。在这一浓厚兴趣的推动下,冒险小说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其中的一批文人知识分子还由阅读者成长为书写者,先后参与了本土冒险小说的书写实践,让西方冒险小说这一“外来品种”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这当然还为晚清新小说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商务印书馆的“说部”大类推出了一大批以“冒险小说”指称的小说,除了大量的西方翻译小说之外,还有本土文人亲自操刀的作品。而后者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需要我们去关注和探索。
简言之,西方冒险小说为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叙事空间和形式质素,本土叙事文学传统为其提供的主要是对异世界的好奇,这其中既有好奇,也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这些为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持久的叙事动力。
石燕(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冒险小说叙事嬗变研究”(2022H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首先,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的产生,离不开西方冒险小说的外来刺激。西方冒险小说的产生,又与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密切相关。随着大航海和殖民时代的到来,西方叙事文学中原本就有的各类冒险故事(taleof adventure)、航海故事(sea stories)、海盗与战争故事(tales of pirates and war)等得到了进一步的蓬勃发展,并成长为一种冒险类别(the adventure genre)。冒险小说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兴起”的。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Crusoe,1719)、19世纪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的帝国男童女童冒险小说,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说到底,作为帝国殖民发展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冒险小说和殖民主义时代紧密相连,承担着为帝国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的目的。然而,此处重点需要讨论的是西方冒险小说为清末民初的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哪些基本的叙事技巧,从而奠定了其基本的形式特征,因此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西方冒险小说的叙事质素。
略显尴尬的是,“冒险小说”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何谓“冒险小说”?至今未有清晰明确的定义。正如唐·达马萨(Don D’ammassa)在其《冒险小说百科全书:冒险小说杰作及其作家的重要参考资料》(Encyclopediaof Adventure Fiction: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the Great Works and Writers of Adventure Fiction)一书中所指出来的,冒险小说文类上的暧昧不明和居间特征,使得其与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早期通俗小说混杂在一起。因此,作为一种小说亚类型(sub-genre)的西方冒险小说通常融合在其他亚类型当中。不同于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浪漫小说等具有具有明确、独立的类别,冒险小说通常以“激动人心”(thriller)的标签吸引读者。的确,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便是如此。《鲁滨孙漂流记》完整的标题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奇异冒险”(The Strange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其中的关键词是“奇异”(Strange and Surprising),作者本人有极为自觉地凭借“标新立异”的故事情节来“激动人心”从而拉拢读者的目的。
既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冒险小说难以界定,那么暂且退而求其次,先搞清楚何谓“冒险”(adventure)。达马萨认为,“冒险”是一种私人化的经历或体验,它填充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所谓的“冒险”,指的是“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主人公人生的正常进程之外,通常伴随着危险,而且往往是身体行为。”冒险小说最核心的特征便是冒险因素在小说中占据最重要地位的小说。一言以蔽之,那些讲述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且这些事件发生在主人公人生的正常进程之外并通常伴随着危险的故事,都可以视为冒险小说。西方冒险小说为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中主人公提供了多种形式要素,如情节上主人公的离家远航和路途历险、一系列意外事件的发生和考验以及人物的化险为夷等。与此相应,故事发生的空间不再局限于熟悉的场所和人物生活的周边,而是具有突出的“异”的特性。
其次,清末民初的本土冒险小说自然不是无本之水,无缘之木。它在近代中国的产生不全是外来因素刺激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是本土传统滋养的结果。中国叙事文学中的传奇、话本、古典小说等一脉发展的叙事文学中,其中的志人志怪因素提供了本土化的“冒险”根底,小到人物行为动机的提供,中到具体小说情节的设计,大到作品主旨用意的表达等。人与物的神奇(怪异)以及夸张描绘,“异”世界的离奇荒诞,理想世界的让人艳羡,既是吸引读者阅读动力的主要方面,也是作者编排故事的有力源泉。
《山海经》中的海外遥远的神秘之地与异人异事,为后人对异域世界的想象插上了翅膀。《搜神记》中的鬼神故事、《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西游记》中的西天历险,无不展现出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与生俱来的好奇和渴望。对中国古人来讲,外部世界是凶险的落后的,但同时也是安放超越现实的理想之地。远方不仅群魔乱舞,也有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并不缺乏探索域外世界的持续好奇心。
清末民初,伴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是不可阻挡的“西学东渐”大潮。传教士翻译小说发起了西方翻译小说的先声。傅兰雅(John Fryer)发起小说竞赛,呼唤和引领“新小说”的产生。梁启超等人倡导“小说界革命”,小说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传教士和清末知识巨擘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西方冒险小说被大量译入。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成为其中显著的代表。林纾等人翻译的哈葛德系列冒险小说,更是将西方冒险小说的译介推向了高潮。经由翻译,时人接触到了西方冒险小说并且感知到这一文类的新颖之处,知识精英和商务印书馆等大出版商以“冒险小说”标举这一“说部”中的小说类别。在这一浓厚兴趣的推动下,冒险小说不仅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且其中的一批文人知识分子还由阅读者成长为书写者,先后参与了本土冒险小说的书写实践,让西方冒险小说这一“外来品种”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这当然还为晚清新小说的发生发展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商务印书馆的“说部”大类推出了一大批以“冒险小说”指称的小说,除了大量的西方翻译小说之外,还有本土文人亲自操刀的作品。而后者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需要我们去关注和探索。
简言之,西方冒险小说为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叙事空间和形式质素,本土叙事文学传统为其提供的主要是对异世界的好奇,这其中既有好奇,也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对理想世界的想象。而这些为清末民初本土冒险小说提供了持久的叙事动力。
石燕(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注:本文为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末民初冒险小说叙事嬗变研究”(2022H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发布日期:2025-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