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方言写作”，是指文学作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使用地方话进行的文学书写，指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从词汇、语法、语气、语感等方面积极吸纳汉语方言言语资源，从而创造出一些具有独特的地域语言风味的文学作品。就中国文学书写状况来看，方言写作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狭义的方言写作。这类的方言写作，文学书写纯粹运用方言，用方言进行思维，用方言进行表达。运用方言本身，就是他们的价值追求。最惹人注目者，莫如清季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第二类是广义的方言写作。这类方言写作就是在使用共同语写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吸融一些方言俗语，以填补、渲染、烘托共同语无力表达的地域情境，增强文学写作地域文化色彩的浓度和地域历史感的厚度。在这一类文学书写中，方言经过书面语的加工，既不妨碍共同理解又不失方言的味道。文学写作，是事涉公共事务的创造性的个人劳动。一个作家——不论杰出还是平庸，莫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最大程度地示后传远。从这个意义上说，“纯方言写作”，无异于文学上的“自杀”。故而，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方言写作，主要就是这种“泛方言写作”的形式。从中国文学史看，泛方言写作作为一种文学书写方式，实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虽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段里，方言在文字书写中没有取得与雅言平等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泛方言写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建国后，运用方言土语的文学书写，遭遇一种新语境。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突出强调建立标准语，提倡语言的规范化，强化语言的统一。1956年，普通话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形式，向全国推广。1982年修宪时，“推广普通话”作为基本国策，被确定下来。
　　这一国策，对增强国家凝聚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从而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一国策的执行过程中，一些人忽视了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因而出现过反对在文学书写中所谓“滥用”方言的意见。在这一语境中，大量使用东北方言进行文学书写的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尽管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也不免受到一些人挑剔性的质疑。当然，这样的意见并未能遏止作家们在文学书写中运用方言的热情。因为，在意识形态层面，文学书写中的方言运用，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价值定位的实现，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的提倡，密切关联着。“十七年”里，像老舍、沙丁、柳青、欧阳山、赵树理、周立波、孙犁、马烽、西戎、刘绍棠等等老辈和新进作家，在创作中依然坚持着吸融方言进行文学书写的实践。他们的劳绩，在1980-1990年代被“乡土文学”研究者，以“乡土文学四绝”——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柳青的“蛤蟆滩文学”、周立波的“茶子花文学”、孙犁的“白洋淀文学”的方式，肯定下来。“乡土文学四绝”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方言写作”增添了新光彩，提供了新经验。他们的小说，的确从不同的层面，体现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新时期”之初，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还比较紧密。那个时代的人，亟亟于“拨乱反正”，无暇它顾。当时轰动全国的创作，都是以文学叙事取胜，多数作家都无暇顾及包括方言运用在内的叙事技巧。不过就是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一些创作依然在不经意间涉及到方言问题。如高晓声的小说，在语言运用上就略带苏南方言特色，使作品具有质朴的乡土气息。古华洋溢着湘文化气息的文学书写，是他的创作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1980年代中期，西方文学、哲学理论著作大量被译介引入，国人的眼界大开。文学评论的关注点，随之转向，文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和审美属性得以凸显。中国文学评论家和中国作家对文学语言的认识，被提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语言是思想的父母，而不是思想的产儿”。“语言本体论”被作家评论家们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这种文学创作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在作家创作中，语言个性化、多元化意识骤然增强，出现了大量具有显著的地域语言特色的小说作品。“语言本体论”也唤醒了中国作家的本土文化意识，“寻根文学”悄然兴起。在文学“寻根”潮流中，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再次受到“寻根文学”作家的重视。他们“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但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作品文化“寻根”的品格上下功夫，方言的运用更像是他们文化寻根的副产品。相反，在非“寻根”作家的一些风俗小说创作中，却表现出强烈的方言书写倾向，如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刘心武、邓友梅的“京味小说”，路遥等陕西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方言书写等等。
　　1990年代以后，小说家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语言运用期。一部分作家更是打破所谓“滥用方言”的顾忌，大胆调动方言语言资源来进行创作，方言热、方言文学由此兴起。北方作家充分利用自己方言母语与普通话的兼容性，展示出了自己这一语言资源的优势；南方作家的方言母语虽然受到与普通话差距大的限制，但他们也并没有放弃使用自己的母语资源，而是采用各种叙事策略使自己的方言母语为己所用。199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北方如陈忠实、贾平凹、莫言、李锐、阎连科、张炜、杨争光等，南方如韩少功、方方等，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十分鲜明的方言化创作倾向。他们始终有意识地将方言作为创作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而不断开掘，积极使用。从中，可以看到方言的运用和地域小说互生互存的密切关联，也能看到方言书写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发挥出的巨大补充能量和活力作用，更能看到这些作家对现代文学所作出的语言开掘和贡献。
　  王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