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说：诗“愈和理性结合，就愈高贵，就到了极境，就出现了真正的诗，也就是真正的哲学”。在共和国75华诞前夕，诗人阎晋踏上了广袤的西部土地，开启行吟时代的艺术旅程，并且力图从哲学的高度亲近和俯瞰极目所触的客观物象，创造性地营构出一丛“对立统一”的意象组群，从而赋予作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艺术承载。
　　广袤无垠的中国西部大地，曾经留下高天流云的牧歌高亢，镌刻下金戈铁马的岁月印记，缔造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时代奇迹，也成为历来诗人笔下永不枯竭的题材。然而，在阎晋的艺术视域中，“诗人的使命”在于“从新的角度来表现可以为常的事物，从而使人们对它产生陌生感。”（什克洛夫斯基语）作者以一种艺术地理学的执念，将西部置于共和国辽阔的版图怀抱中去审美，于是，“大汗淋漓的长安，正在饲养秋老虎”与“从在西宁火车站出站口打开行李箱，不好意思地穿上棉衣秋裤”在同一时间、同一主体感觉中演绎着“凉”与“热”的对立和“位移”。“青色波涛”与“发黄的牧草”（《仙女湾》）、“风雨和雷电的草原”与“锋芒和阳光的雪山”，“高悬”与“低垂”（《草原值雨》）在同一空间，彼此以对方作为依存条件，织成烂漫多彩的意象诗空，表现了诗人多点透视的思维自觉。
　　然而，诗人的智慧就在于将个性的美学存在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从而引出“巨大的热闹之中，我们多么孤寂”“盛大的繁华之下，我们多么寒贫”“庞大的欢腾之上，我们多么战栗”理性思考，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差别，让我们感受到作者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浸润和熏渍。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乃至人与宇宙的“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的对立统一，从来都是以转化为枢机的，“严冬将至，和平的帐篷/正从地心深处，升起绿色的希望”“大湖，大湖，没有出口/如一尊静卧的佛陀/化淡为咸，兼容并收。”惟其如此，世界才永远生生不息，生命才彰显出“此在”和“未来”的活力。它成为阎晋理想表达的基点，“因为虚空，我们走向更辽远的虚空”“因为寒凉，我们走向更深邃的寒凉”“因为向往，我们走向更广大的牧场”“从昆仑的群山之巅，挺起了中华的脊梁。”正如英国现代主义大师艾略特所说：诗歌的高度“必须由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来决定。”
　　对于人的美学存在和美学价值的关注，构成阎晋西部行吟作品的艺术亮点。“审美就是人类本身”，西部之所以充满神秘和魅力，蓬勃着生命张力，为古往今来的诗人所魂牵梦萦，所心驰神往，是因为在那里生养着与大自然相刃相靡的人。他们承继着草原民族的血脉，守望着西部的日出日落，春去春回，品味“黑夜即将来临，草原上/拣牛粪的汉子骑马奔向山岗/他身手矫健，面孔黝黑/他意气的马鞭，扬起又落在鞍前”的生活，锻造“日复一日/默念着天人合一的孤独”的民族性格。然而，这绝不是循环，他们的灵魂和信仰总是憧憬着未来，举起虔诚的“经幡起舞”，抵近“红尘中恍然顿悟”，抵近“人间催人泪下的大幸福”。这是因为，在西部大地，站立着“一群民族的精英”，他们不仅让一个民族屹立于地球之巅，而且锻造了彪炳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在诗人的心弦震颤中，他们“听见过细微的历史和哭笑/以及大地，磅礴而杂乱的呼吸”，“参与了人类最高海拔的会战”（《西海镇的邮筒》）；他们作为“发明了火药的民族”之子，“用石头敲击石头，用流水唤醒流水/在世界的夹缝寻找火种”，梦寐以求的就是“地球之巅，东方一声巨响”。（《雷霆制造》）这使得走在信息年代的诗人，对站在西海小镇上栉风沐雨的旧邮筒有了一种跨越历史的敬畏，对于“此在”和“曾在”有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对于对立的物象有了一种“互入”与“和谐”的认知，使得诗人在飘过瀚海戈壁的“山河来信”和信息时代的“手机”之间；在现实的生命与天堂的“灵魂”之间，在“雷霆与花朵”之间构建起美学层面的意象链接，从而将人的生命意义读为诗意栖居的哲学，“充满劳绩，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对于工业文明日益居于主导地位，物质生活日益富裕，而精神领域却陷入马克思曾经说的“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而言，不啻为一种带有“精神家园”意义的诗意构建。
　　一切优秀的诗歌都必然带给读者意在言外的审美效应。“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止矣。”有着数十年创作履历的阎晋深谙此中机理，他的作品，充分调动明喻、暗喻以及隐喻等修辞手段，通过暗示手法表达诗歌背后的深意。一组《雷霆与花朵》，诸如“钢锻的钉子，铁铸的钉子/钉入了祖国藏青色的土地”“牧马的鞭子高高举起/像工业的烟囱，燃起青春”“哦，年轻的红色小镇上/最古老的一棵……绿色消息树”“青藏高原，像一个哲学的巨人/大音稀声”等诗语珠玑比比皆是，仍然保持着他早年创作实践中那种敏锐的、前沿的目光和意象撷取的灵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组诗结尾，诗人向历史、向现实，也向未来发出悠长的考问：“从长安到祁连，江河奔腾且远去/我们在追寻什么？”为读者留下巨大的审美空间，也充分彰显了《雷霆与花朵》的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