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县城是很大的一座城市。在县城居住的人，衣着洋气，谈吐雅致，工作体面，有着一定的优越感。大姨一家就在县城住着。虽然大姨在城里住了多年，但大姨是从焦庄村嫁到平峨村，又从平峨村进了县城，她的根须都在渭北乡村大地下面扎着，抬手低头俯仰之间，总是充满着祥和与欢喜。因而，认识大姨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实在的好人。
　　大姨少女时在家里常常干的是男子汉应该干的活。担水、收麦、扬场、牵骡子碾场……繁重的农活和家务，让大姨变的成熟起来，在十六岁时她想尽快离开焦庄，把自己嫁了。后来媒人就把大姨说到了椿林的平峨村。小时候，听别人老是说平峨，我心想这个村名字叫“苹果”，村里肯定有很多的苹果，在那里肯定能吃到好多苹果。结果，此平峨非彼“苹果”，这个村不种植苹果，我在那里没吃到苹果。
　　嫁到平峨的大姨，住进了破旧的厦房。姨夫还在部队当兵，家里头里里外外都是大姨一个女人家在操持着。后来生了表姐、表哥，生活的担子更重了，管娃、种地，还要伺候年迈的公爹，大姨在婆家忙碌得团团转。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关中的农村，大姨把前院的房子腾出来养鸡，在后院垒了猪圈逮了猪娃开始养猪，整日忙前忙后，只为能贴补家用。
　　大姨和她的二妹我的母亲感情亲近，记忆里从未见过她们红过脸，吵过架，更没有相互私底下说过对方的不是。大姨见不得她的妹妹受可怜，总是在困难的时候能伸手帮一把。为了让她的妹妹能把日子过起来，大姨和姨夫拉着架子车，走了三十多里的田间小路，把架子车上的两头猪崽，送到了焦庄我家里。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湖北工作，大姨怕母亲一个人带着孩子清苦，无依靠。她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带些吃的用的，来看我们。大姨在那个年月给了我那个曾经孤单清冷的家很多温暖的照料，这些如同深深心湖里面亮烁的珍珠，永远让人难忘。
　　后来姨夫转业到县公安局，大姨一家人搬到了县城。全家先是蜗居在公安局后窑的宿舍里，再到看守所的宿舍楼。八十年代末在县城北面的新安东巷盖了两层小楼的院子，大姨的居住环境才彻底稳定了下来。到了县城的大姨不愿当干部家属，吃清闲饭，依旧凭借自己的勤劳，在城里北塔底下的农贸市场摆摊卖布匹。人手不够时，就把我母亲从乡下叫来帮忙。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县城，高级的楼房，时髦的喇叭裤，让乡里的孩子新奇向往。
　　九十年代初，大姨在渭清路北段公路边经营了一家汽车弹簧板店铺。门店不大，但汽车配件齐全，小到灯泡，大到车梁，品类繁多，生意也比较好。那个年代正逢城乡大开发大建设时期，只要脑袋灵活，人们干啥都能挣到钱。渭清路蒲城段又是南北交通枢纽，不计其数的大货车昼夜不停在奔跑着，司机们每天都是风风火火。跑得多，挣得多，汽车也在超负荷行驶，配件损耗也大，弹簧板经常断裂需要更换。大姨的汽车配件部每天来购买弹簧板及其他配件的司机络绎不绝，生意十分的火爆。寒暑假我和表哥常常晚上住在那里看店，半夜时配件部的街门经常被大车司机砸得啪啪响，往往都是车深夜坏在公路上，急切地想让人开门买配件。
　　大姨见人不笑不说话。买完东西，不着急走的车户，就坐在狭小的店里聊天，大姨给他们倒水，遇到饭点会热情地递上一双筷子。很多顾客就把大姨叫婶婶，成了多年互相来往的朋友。
　　新安东巷的独家院住上了，姨夫又在公安局当了领导，大姨一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来新安东巷找大姨和姨夫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求办事的、探望的、走亲戚的，院子里的人一拨接一拨。大多是从乡间来的各种各样的亲友，叫妈叫姨叫妗子叫姐的，沾亲带故的像走马灯一样，纷纷跑来围着大姨转。大姨一一承接着，没有丝毫的看不起人，没有分别心，实诚待人。因为大姨家饭食好，好多亲戚的孩子放假了也都爱去她家。孩子们一去就住下不走。暑天时，楼上楼下六间房都住满了人，整个小院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有的孩子宁愿晚上挤睡在地板上，也不愿回家。大姨爱孩子，从不嫌聒噪，每天按时按点提供着变样饭，每顿都是用大锅做饭，满满的一锅饭。
　　我也爱去大姨家里。不仅因为大姨家里好吃的好玩的多，也更因为那里有着宽松的生活环境。大姨很少责骂孩子们，犯了错最多只是大喊一声对方的名字。孩子们就不敢再继续造次了。我到了大姨的门店和家里，一待就是一个暑假，在那里表姐和表姐夫也比较喜欢我，凡事都照顾着我。我是独生子，性子略显孤独，他们待我就像亲弟弟一样，从不分远近，让一颗脆弱敏感的少年的心，得到了强大的呵护。
　　在大姨的家，我第一次读到了贾平凹很多的书，如《商州三录》《白夜》等。受到贾平凹的影响，十三岁的少年尝试着开始了所谓的日记体写作。几大本的笔记上记录了我的青春日记，也写了不少的永远发表不了的诗歌。这些都是在大姨家里完成的。后来我发现，大姨也爱看书，经常夜深了，大姨躺在床上，戴着近视镜，手棒书籍，看的专注。小学只上了三四年的大姨，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能阅读小说、会算账，彻底拥有了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1995年大姨把生意交给了表姐和姐夫经营。生意上的事情她不再操心，开始在家休养了。但大姨的身体却出了问题。一个秋天，二舅来到大姨家。小院的大门紧紧关闭，二舅怎么也叫不开门。无奈之下，二舅从东邻居翻墙跳进院里。进到卧室发现，大姨趴在房间桌子上一动不动。二舅紧忙把人送到医院，医生说血压高得吓人。在医院吊了几天针，大姨回到了家。几天后头又昏的厉害，口齿有点不清。大姨住进了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脑梗。虽然得了病，但大姨生活还能自理，她坚持用运动进行康复训练，抬手、甩手、走路……日复一日地锻炼，她在心里憧憬着终有一天不灵便的腿脚会和以前一样活动自如。大姨体胖，每迈出一步要比常人吃力，她拖着沉重的步履在自己的院子里来来回回的走，向命运讨要着健康。
　　人和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远没有胜利与失败、抗辩与妥协那样简单。在一次锻炼的过程中，大姨下门厅的台阶时不慎跌倒了，右脚骨折，人被摔得神志不清。醒来后，她的两腿开始稀软，只要一站着，人颤抖的就快要倒下去了。从那时起，大姨的身边就离不了人。起先姨夫还能形影不离的搀扶着大姨四处活动，但没过几年大姨脑梗后遗症的症状更加明显，她双腿彻底不能站立。姨夫抱不动了，家里就开始雇保姆照顾。下肢瘫痪的大姨，从此的行动，完全不由自己。任凭被别人抱起来，坐着、躺着、抱着……家里人抱不动了，就开始雇保姆照顾。
　　那个时候，大姨自己还可以自己端碗吃饭，但随着年迈体弱，身体的肌肉和脑神经开始萎缩。慢慢的双手也举不起来了，吃饭开始让人喂着吃。全身上下似乎只有肠胃的功能保持得比较好。依然喜欢吃羊肉泡馍、葫芦头这些硬饭。
　　坐起来、穿衣裤、蹬鞋、下床、上厕所、喝水、吃饭、离开客厅去院子、从院子回到客厅、从客厅再回到卧室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的一个个细节的动作，大姨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了。但她从不沮丧，没有任何消沉的情绪，也没有拒绝生命的迹象。大姨保持着一个女人的尊严，她有自己的喜好，她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她会嗯嗯啊啊告诉照顾她的人。她想吃什么也会表达出来。家里有客人来了，她会尽力喊着人家的名字，努力和人打招呼。甚至还会不经意间瞅一眼，看来人手里拿的是啥，有没有给她带礼物。大姨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更加热爱自己。
　　那么久了在大姨的口里从没吐露过一个“死”字。也从来没有怨恨自己不能动了。她大大方方地活着。
　　到了七十一岁，大姨身体机能更加的衰落。和人交流只能仅限于在喉咙里，时而流食时而正餐，虚弱的生命几次出现重大“险情”却又神奇般地缓了过来。腊月里去看大姨，整个人虽然完全瘫痪了，但仍然要求家人把她扶起来坐着和大家在一起。一根绷带把大姨牢牢箍在轮椅上，脸色红润，气色看着很好。头发被剪短的大姨坐在院子里，暖暖的阳光照洒在温润的脸庞上，犹如一位修行数年的老尼。大家都说，没事没事。看样子大姨应该可以再继续和病魔斗争下去。
　　惊蛰的时令刚过去几天，大姨的身体突然变得十分危重。她的儿女们昼夜守在丧失了吞咽功能，不能进食，时不时昏睡过去的母亲的身边。我从西安赶到大姨身边，大声唤着，姨、姨……听到最喜爱的外甥的呼唤，大姨竟睁开了眼睛，喉咙里异常沉闷的在回应着。我能听出来那是大姨在答应我的声音。
　　正午的阳光把新安东巷子里的这座小院照得暖暖和和的，大家围坐在大姨旁边说话。表哥说，到时候在院子里搭棚，把院子整体都包起来。姐夫给表哥说，乐人最少叫八口，叫六口不合适。表姐问表哥，床板在哪？表哥说，在墙边靠着呢。我扭头一看，西墙边放一张已经准备妥当的木床板。小院里一阵沉默。寿木工厂老板这时打来电话让表哥去看棺材。二舅说，用的是黄龙山里的一等柏木，一共十块板。小院里又陷入了沉默。
　　思维意识的光照几乎为火星的大姨静静的坐在轮椅上，头扭在一侧，眼睛使劲看着高处，从咽喉部位发出喃喃自语的声音。大姨依然安静的顽强地在坚持着。
　　我们起身和表哥一起去寿木工厂看棺木。走出巷口，不知是哪一户的楼上，传出了苍劲而婉转的唱腔：
　　天连水 水连天 白云湿透
　　隐现中离却了蓬莱瀛洲只为着寻才郎万里奔走
　　却不知谁做了燕侣莺俦
　　……
　　关中悠扬细腻的碗碗腔是大姨最爱的戏曲。近在咫尺，她却没有能力去听、去看。走出大姨的家，县城延安路大街上繁华喧闹的气息扑面而来，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努力奔着日子，就好像过江的鲫鱼一样，一群一群向更加宽阔的河流游去。在不远的地方大姨实在是游不动了，奔不动了。
　　大姨虽然是人世间的一粒微尘，但曾经全副武装，尽自己全部的力量，给这个世界奉献过劳动和智慧。病残的身躯二十三年了，一直巍巍然的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踏踏实实，从不亏欠别人的大姨，成为了一个生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