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轼是我国古代人文科学届巨匠的话，那么沈括就是自然科学圈的泰斗。《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论沈括：“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称赞沈括：“日本数学家没有一个比得上沈括。沈括这样的人物，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唯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人”。沈括晚年以平生见闻研究，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笔记体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沈括本人就凭《梦溪笔谈》一书，便牢牢确立了他在中国科学史举足轻重的地位。1979年7月1日，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为了纪念科学家沈括，将该台在1964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2027”命名为“沈括星”。在我国古代科学家中，仅有张衡、祖冲之等五人是以人名命名的小行星。如果说苏轼被法国《世界报》评为全世界仅12位千年英雄之一，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令国人扬眉吐气的话，那么沈括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的地位同样不容小觑，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可见沈括与苏轼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两颗耀眼的“巨星”，在人类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宋苏轼自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文学及诸方面成就不必多说，而同时期的沈括恐怕知之者未必多。沈括生于北宋天圣十年（1031年），浙江钱塘人，比苏轼大五岁，却晚苏轼六年中进士。1065年，苏轼进入国家修史机构——史馆，而沈括在前一年入昭文馆，昭文馆的主要职责是掌管收藏四书及修写校勘文献等。北宋沿袭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收藏校勘典籍）谓三馆，再加上秘阁（宋太宗首创，把北宋之前散落在各处的珍本书籍图画收集整理，藏于一室之机构），“三馆一阁”通称崇文院，归秘书省统领。这样，大科学家沈括与大文学家苏轼便有了同事的经历。才俊拱手，惺惺相惜，首尾共济乃人之常情，情理中事。
　　按说，科学与文学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你搞你的科学研究，我搞我的文学创作，本来应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安无事的，可沈括在历史上还有改革家的名号，他还热衷政治，政治嗅觉特别灵敏，检举揭发他人的政治手段也是屡屡翻新，“奇招”迭出。
　　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在宋神宗的强力支持下，王安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沈括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器重与信任，担任三司使（掌管国家财政最高长官）和朝廷派出巡察新法执行成果的钦差大臣，正儿八经的正部级干部。他在到处考察后，给王安石和皇上的汇报只是报喜不报忧——改革给全国带来一派生机繁荣景象。而此时苏轼，守孝期满重返京城，担任殿中丞、直史官等职，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与改革宰相王安石政见相左的主张，明确表示不支持王安石的激进改革，当然苏轼给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陈奏和沈括所“看到”“言说”的情形也大不一样。
　　在王安石推行新政如火如荼时期，苏轼历数新政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敢于直谏，敢讲真话的苏轼，与新政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结果不言而喻，苏轼自然遭到外放的命运，被下放到杭州担任通判。
　　1073年，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辞朝时，宋神宗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后来果然按照宋神宗的圣谕对苏轼“格外关照”。
　　沈括到杭州见到苏轼后，先是嘘寒一番，回忆“当日在馆阁之事”，临走时他向苏轼索要新作，沉浸在昔日旧友醇醪友谊中的苏轼，向来性情耿直、外露，“为人全抛一颗心”，没有多想，就把当时许多诗词近作，包括后来被用来授人话柄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作均手书一份给沈括。
　　沈括一回京城，立刻在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地找出一些贬低诽谤新政的句子，并加以详细“注释”。之后，迅速呈送宋神宗和王安石等要人，并说苏轼这些诗句“词皆讪怼”，如何居心叵测，如何恶意诽谤新政，藐视朝廷，讽刺皇帝等等，极尽“文字捕快”之能事。沈括此举，本想取媚王安石和皇上，可没料到王安石竟置之不理。事久见人心，此时的王安石已经改变了对沈括的看法，他对宋神宗说“沈括是小人！”
　　有史家说，致使苏轼陷入文字狱“乌台诗案”的罪魁祸首是王安石。不错，王安石对老与他对阵的苏轼是有看法，但他还没有下作到使出蓄意栽赃、无中生有这种人神共愤之伎俩。
　　“苏轼遭祸端，根源在沈括”。也正是沈括从苏轼的诗文中嗅出他的“反动语调”；也正是沈括出卖苏轼邀功请赏的举动，才为苏轼日后陷入“乌台诗案”险罹杀身之祸埋下了导火索，换言之，沈括才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
　　王安石罢相后，沈括立马转身，诋毁新法，与王安石划清界限。他向新宰相吴充上书，痛陈新法弊端，吴充也很看不起沈括为人，就把检举王安石的报告递给了宋神宗。宋神宗一看：“这不是落井下石吗？怎么两面三刀，朝秦暮楚？”于是，开始冷落沈括，后将他出知宣州，贬出京城。
　　元祐年间，苏轼在杭州当差，沈括居然若无其事地几次到苏轼那里叙旧，且每次恭恭敬敬、礼数周全，但苏轼此时已清醒了许多，从骨子里已看不起沈括了。
　　行文至此，读者不禁要问，沈括与苏轼曾经是同事和朋友而不是对手或政敌，工作领域又不一样，本乃井水不犯河水，那么，沈括为什么要陷害苏轼呢？
　　余秋雨先生在《东坡突围》中解释：“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东坡的一些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可谁知王安石不仅是当朝宰相，而且是一位讲究人品的文学大家，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
　　可见，沈括出卖苏轼，或许有余秋雨所说的嫉妒成分，但我想，沈括绝不会糊涂到拿自己的短处和苏轼的长处相比较，糊涂到和苏轼在文学方面比高低。即如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者，也对苏轼赞叹不已，“当避其一头也”。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之间发生，所以我认为沈括是政治舞台上的“顺风倒”，为保全自己，随风转舵，卖友求荣，是真正的所谓“三观”有问题的人，才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也正是由沈括的道德操守不佳所决定的。所以自北宋以来，沈括受到几个时代的冷遇，死后无人给他建碑，没有墓志铭，甚至没有单独列传。
　　因为“乌台诗案”，沈括为自己涂上了一笔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因为《梦溪笔谈》的问世，一举奠定了沈括杰出科学家的历史地位，而后世也因此忽略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变脸”。否定沈括的人品，并不妨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是为一分为二。
　　一位科学巨匠，才高名微；一位文学巨擘，才高名重；一位科学大家，道德侏儒；一位文学大师，百世流芳。
　　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不管你做什么，归根究底是做人，“立德、立言、立功”——古代士大夫眼中的“三不朽”，德为先！告密、变节者历来为人所不齿！
　　有哲人说：“太阳底下无秘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人物往往就这么有趣，常常以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方式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