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的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亦称双十二事变。事变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西安事变爆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扫清了障碍，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民族危亡之际 兵谏不是偶然
　　西安事变，中外震惊。但“兵谏”不是偶然。日本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此时，民族危亡。而此时的蒋介石忙于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不抵抗主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北平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一二九运动爆发。在一二九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
　　1936年，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王伟伟告诉记者，“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秘密会见，双方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锋、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达成合作初步协议。
　　张、杨发动“兵谏” 逼蒋介石抗日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杨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的“哭谏”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决心采取“兵谏”。
　　“12月12日凌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纪念馆讲解员王伟伟说。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字里行间透露出张学良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并对中国共产党予以寄望。
　　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既兴奋也有点疑惑，稍后还特地发电报询问是否真实，得到张学良再次确认。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认为西安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应该支持。17日，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
　　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但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了。
　  事变和平解决 改变历史走向
　　1936年12月23、24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最后达成六项条件，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毛泽东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这里的硅胶塑像，生动的再现了1936年12月24日，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谈判的历史瞬间。”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会议室里陈列着当晚和谈的摆设，塑像人物还原了三方和谈的情景。不时有游客驻足，沉浸在和平谈判的历史记忆中。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室，毛泽东对于西安事变评价的一句话在灯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本报记者 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