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超先生，是省劳模，还是联合国国际科学与和平贡献奖、我国优秀企业家等多项国家级大奖获得者，又在美国为世界传统医学设立了“超人奖”。他本人是穿白大褂的医生，下海后创立了一所中等规模的医院，自任院长20多年。这在一般人的眼中，他无疑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他有多忙，谁也猜得着。他对他的老父亲有多孝顺，能说清楚的人就不多了。
　　他写的文章《我家这样过大年》，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就真去他家看了一回。一看，大开眼界。他父亲叫任义龄，本是长安县农民，因儿在省城里办医院，他也就跟着进了西安市。记得是春节那天的上午，任老先生平常就穿得整儿齐儿，过年则更显颇不一般了：黑绸缎棉衣，往太师椅上一坐，特别是那顶咖啡色礼帽，使老汉很有几分“老财东”的气度。我看到任超和老伴恭恭敬敬地走了过来，双双虔诚地跪在老父亲面前，双肘弯曲下按，十指轻轻叩地，连磕了三个头，都很到位。父亲脸颊的肌肉微微跳动了一下，显示出了一个老农民的激动。他用庄稼汉粗糙的左手压住衣襟，再把右手伸进棉衣侧面的口袋里。我听到他的手碰到绸缎的嘶嘶啦啦的响声。随着响声掏出两个红包，一个递给儿子，一个递给儿媳。任超夫妇叩谢以后，第二拨开始了。他们是任超的两个儿子和儿媳，是老汉的孙子辈。程序与前一样，却没那么严肃，略带了几分活气。第三拨那就热闹了。他们是老汉的重孙辈，大的大，小的小，会磕头的，不会磕头的，小脸绷紧的，嬉皮笑脸的都有。从他们身上能看出“爷爷孙子没大小”的民俗。他们争抢了红包，打开就笑，无不兴奋！我看到任老先生笑着，幸福感似乎达到了顶点。事后我问任超，老人家发的红包是他的钱吗？答，“不是的。按《任府家规》，由我年前包好，交给老父亲，父亲再发给我们。”任超大概看出我有点不以为然的神情，就说：“钱确实是我给的，老爸要的是发红包的过程，这过程就是精神享受啊！”
　　我一想，“精神享受”，说得好，也想得好。为此，每到年终，任超的医院里召开答谢会，总要有一项铁打的议程，“由院长任超父亲讲话”。他能讲些什么呢？这短短的九个字很能引老父亲的深思。他深思些什么？儿子小名叫宽余，刚有了大名后，村上有人问“任超”是谁？知道的人就说，“是任义龄他儿”。现在说他任义龄，却改说成“任超父亲”了。这一颠倒，“任超父亲”，把老汉听得蛮光荣、蛮有尊严的，讲话的灵感能不顿生？当他说完结束语，“咹，大家吃好喝好！”下面掌声雷动。许多成功者知道“钱”能进孝，让老人有钱花就认为他进了孝，然而任超却有他独特的思维。他想到了精神层面上的孝道。我有点佩服，难怪有人称他是心理医生。原来他有别于常人的“孝道心理学”。
　　不过，任超也有想不到的地方。1996年夏季的一天，父亲叫着儿子的小名说，他今年不过寿了！任超一愣，爸，为啥？你得是想批评我了！父亲笑笑说，你想错了。报上说，有个“红凤工程”，叫献爱心哩！顺手给儿子递过报纸。任超看完《请为百名贫困中榜生献爱心》说，噢！是省妇联搞的。爸，你是咋想的？父亲一五一十地说开了。前日晚上，我想了大半夜，啥时候世上总少不了有难人啊！娃考上大学上不起，我心里发酸。我不过寿谁还能说我不是80岁吗！任超一下被父亲感动了。呀——！我真没看出来，爸，你现在净给咱社会操心大事哩！你手头有多少钱？父亲只说，我想捐两万，若把祝寿的钱加上，也就差不多了。
　　家里几辈人呼啦一下帮老人忙活起来了。老汉是个急性子，说风就是雨，当天如数凑够了两万元，并于下午送到省妇联二楼办公室。农历八月初七是老汉过寿的一天，家人虽说都在，屋里还是有点冷清。这老汉一生都爱热闹，爱看秦腔，是个老戏迷。任超为了满足老父亲的这一爱好，在三楼上弄了家庭简易戏台，请业余戏班子、名角儿来演唱。要不是这一次为捐款停了祝寿，家庭舞台上的秦腔早就吼呱开了……
　　上午11时左右，门外响起小汽车的喇叭声，会是谁呢？不一会，大家欢天喜地迎来了一位手提蛋糕的贵客。他不是别人，正是省长程安东。陪他前来的几个人中，有一个就是省妇联主席张秀绒。程省长听了妇联的汇报后，感动得说，我给老汉祝寿去！程省长说来就来了，当场还为任义龄老先生的捐款义举题词赞扬：“科教兴国，捐资助学”。从后的《人民日报》（海外版）《陕西日报》等好多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据报上说，这位老人给省长也题了一幅联语，“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此后，头衔本就多的任超，又多了一个民间给他的新头衔：“大孝子”。任超听了却说，这是老父亲给我赢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