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可田
　　“边缘”，这一颇具物理学和地理学意味的名词，在竞争日益激烈、多元文化并存的现代社会，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能在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现这一远离“中心”的“边缘”区域的存在。可以说，是普遍存在。就词意的界定而言，“边缘”，显然意味着弱势，非主流，次要的，等等。具体到人，首先体现为现实生存状态（比如身处社会底层），然后是社会学、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化。而“边缘人”的出现，就是现代社会分裂剧变的必然结果。
　　正是有如此多的、不同层面上的“边缘”，文学上才有了“边缘书写”或“边缘化写作”等不尽相同、各有侧重的表达。相对于将“边缘”作为一种创作立场，一种解构“中心”、挑战主流话语的书写方略，我在这里所说的“边缘写作”，主要就写作者的写作状态和生存状态而言。当然，也不排除书写对象——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边缘境况的人或物。陕西这块地理区域，这个诗歌话语场，中心和边缘、主流和非主流，似乎存在，又难以辨别和确认。如果说，有中心和主流，那也更多是作为个体的诗人，以自己精心打造的文本和持续多年的影响力建立起来的。与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的关系，不是必然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叶芝）。地理上的偏远地带，也可能成为时代精神文化的中心；而繁华的都市，很可能是一片文明的废墟。
　　面对庞大的陕西诗人群体，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所谓“主流诗人”或拥有一定诗歌话语权的人物的存在。而大多数写作者分散在全省各地，遍及基层，完全是业余写作的状态。他们的诗歌话语或向主流靠近，或以某种自发性有意疏离，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化和边缘色彩。下面这几位，一如陕西诗人中的大多数，从事不同的职业，社会身份殊异，生活状态千差万别。但他们无一例外地热爱诗歌，倾心诗性人生，在物质现实的挤压下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他们或许有自己的小圈子，但基本上都远离诗歌话语场的中心。正是“业余”的写作身份和“基层”的生活定位，给他们带来了多样化的诗歌表达。
　　以前读过李晓峰的诗，那是在《长安风·十人诗选》中。他的诗我有印象，我也以《沉思的品质》为题，写过如下短评：李晓峰的诗，是从自然风物和社会现象中提炼出来的。他并不缺少抒情、调侃乃至戏谑，但他沉思的品质引人注目。一如这样的诘问：“看见一片雾你会想到什么呢/尤其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他这种对生活现象的思考和揭示，集中体现在《牛角号》一诗中：“吃掉肉/再以肉上角为号/应该是人类才有的发明”。站在人类视角之外反观、反省人类自身的行为，抑或罪恶，毫无疑问是深刻的，令人信服的。这里牛与人的对比，惨痛的血肉关联，极似基督以自己的血为世人赎罪。善良的弱，成就的往往是悲悯与崇高的伟力。
　　今天，通读他最新出版的诗集《行走的野草》(太白文艺出版社)，我以为，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确定为“沉思”，依然恰切。很显然，这种生活层面的思考，对于世态人心的揭示和剥离，以及趋向终极的拷问，均得益于他的生活阅历和人生积淀。果然，在诗集的开篇诗作《大散关之雾》中，我就读到这样的金句：“历史从不借光/秦岭无言生长”。后面，还有这样的表述：“捋直思考的芦苇/点化丑陋的聪明”。在对“法”字的象形和会意式的思考中，诗人说出：“穿着华贵的衣裳/享用褴褛的仰望”。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卡夫卡在他的长篇小说《审判》中呈现的主题。
　　当然，诗歌的优长并不完全表现为思想的成果，金句的表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有的语感、语调和诗意的氛围。
　　李晓峰的新诗集分为六章，题材、主题和语言显出层次，但话语风格一以贯之。他的话语风格显然并不时新，甚至有点土旧，但携带着特有的韧性和执拗，这自然是不追随潮流，甚至排斥诗歌潮流的结果。如果说，诗的抒情风格是一种歌唱的调式，那么李晓峰的诗，就是说，不惜平白质朴地说。这样，牺牲了惯常的诗意，却获取了一种真，真实和真相的真。从理论上讲，当诗与真结盟，通常意义上的美，便退居其次了。
　　或许，这也正是李晓峰所着意追求的。
　　李晓峰既有严肃深沉的思考，也不乏揶揄讽刺，甚至带着恶搞的快感。这些都表现在他城市题材的诗作中，并且以一颗诗人的“方正之心”。但当面对乡土和亲情，他的叙说显出深挚和柔情：“这是寒食节的下午/妈妈你显一回灵吧/看看你过冬的衣裳”。大红袍花椒对于他，则意味着：“体香才是靠谱的记忆”。
　　思考获取真相，这真相也就脱去了诗意的虚饰和浮华。无论雅与俗，真都是第一位的。我并不清楚李晓峰的诗歌理念和诗美追求，但依照他的文本，以及他在《贫困户炕上躺着诗集》一诗中略带揶揄的表述，这种理念和追求也就明白无误地传达出来：“我开始羡慕那些热情的诗人/想植些现代的皮肤，也写点/玄机重重的生命体验”。的确，他的诗不为抒情，也不够新潮和现代，但体味生活，传达生活真相。即便揭示丑和恶，也是怀揣着美的。因为他说：“我多想遇见一个路过大地的花匠”。
　　李晓峰显然深谙社会和人事的种种，但如果将他的诗歌表达限定于社会和生活层面，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在他不是很多的终极拷问中，也有这样的疑虑：“天空模仿着死海/像在豁免什么”。他将目光拉远拉长，瞩目太阳，叩问屈原，给海子献诗：“你闪着电，带着大海的血腥/于神殿之上深情俯视/那些仅靠梦和灵感活着的人”。正是这种思维扩张，丰富了诗歌和精神的维度。
　　通读诗人李晓峰《行走的野草》，我犹豫着搜索出两个关键词：野生和边缘，试图概括他的诗歌特质和写作状态。这或许并不准确。但在一种被圈养和监管而显得过分羞怯、规整的文学环境中，观察当下诗人和诗歌的长势，我看好“野生”和“边缘”。野生，有种蓬勃的力，自己就是自己，不模仿，不混同，不附势。当然，也难免杂芜。边缘，是一个可靠地位置，可以怨，可以怒，可以冷眼旁观，或是冷嘲热讽。时过境迁，边缘很可能跃入主流，而主流也可能退居边缘。
　　野生和边缘，是在当下文学环境中，最有活力和价值的诗歌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