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六村，由于山大沟深、道路狭窄崎岖，村里的农户几乎每家养头骡，作为生产生活重要的交通保障。

大山深处的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董上村麦迁组

    假如能够浓缩时空来俯瞰人类行踪，人们会看到一条又一条指向大山深处的迁徙路线。千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躲避战乱或饥荒逃进深山。
    而今，一场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又在发生——为了摆脱贫困，人们或雀跃或迟疑地走出大山。
    根据“十三五”规划，自2016年至2020年，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这次搬迁的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7.75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安置用了近17年，而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有５年。仅贵州一省，就有7600多个50户以下的极贫村寨将从地图上“消失”。
    近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深入秦巴山区、大凉山地区、乌蒙山区等地，近距离了解贫困人群的迁出地、安置地的情况，见证并记录下这场古今罕见的史诗般的大变迁。 
    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玉米，是梁水宁记忆最深刻的食物。
    他老家在贵州省惠水县王佑镇董上村麦迁组，是一个只有十来户的寨子，四面环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为缺地，只能在石头缝中“插”种玉米。
    “大家的口粮都有限，饿肚子是常有的事。”村民梁王地清楚地记得，前几年每到6月，家里的口粮就断了，只好四处借粮。
    在这里，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似乎没那么浓烈。记者问“如果搬下山再也种不了地了，会舍不得吗？”时，几乎所有人都摇头说“不会”。31岁的村民梁华说：“山下生活再难，也不会有我们寨子这么难。”
    数百年来，中国西部大山腹地，一代又一代人挣扎求生。
    生活在茫茫秦巴山上的王太志，父辈是上世纪中叶从四川蓬溪县搬迁到旺苍县三江镇山上的，那时发生饥荒，饿死过许多人，而上山开荒能够保命。但山顶开垦的庄稼地，只能种点玉米和小麦，遇到干旱经常颗粒无收。
    因为家里太穷，王太志结婚当天，差点被岳父当成“人贩子”。一间快要倒塌的土坯房、种不出什么庄稼的薄地……结婚那天，远在安徽的岳父来参加婚礼，看到如此凄惨的家境后大吃一惊，立即给公安机关报案，说他是“人贩子”，半夜非要把女儿带回老家。
    往事令人心酸。
    生活在深山区的人，都有一部先祖迁徙史，或为逃避战乱，或为摆脱饥荒，一头扎进深山构成的天然保护屏障。一开始，还能“靠山吃山”，后来土地逐渐贫瘠，生态日趋恶化，逐渐“坐吃山空”，而大山如桎梏，把他们与外界分割开来。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坪垭乡崇山子村隐藏在高山之巅。村子周围的所谓耕地，每一块只有四五步宽，就像挂在墙壁上的地毯。由于缺水，这里十年九旱。76岁的老村支书杨生林说，为了生活，大家都变成了“柴客子”。
    山下的两水镇平均3天逢一次集。崇山子村民就花一天时间上山砍柴，再用一天时间赶骡子驮柴火下山卖柴，换些大米再上山——这，就是“柴客子”。
    每年砍柴，杨生林都会用坏一把斧头。
    天长日久，树木越来越少，山上越来越秃，洪水越来越多。有时洪水直接冲进村子，把那么一丁点田地都给卷走了。
    少田寡种、缺水少雨是这些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任何与扶贫挂钩的种植产业都无从谈起。只能勉强糊口的村民，祖祖辈辈都活在与命运的苦苦抗争中。 王清颖 周相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