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对科技创新还不够宽容。
    近几年,“巴铁”在中国经历了从“网红”到“网臭”的变化——当它还只是一个概念产品的时候,很多人给这种创意点赞,媒体也突出报道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当它最近开始上路调适,各种质疑、“内幕”汹涌而来,很多人都把它视为一个融资骗局、一个科学笑话。
    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巴铁”确实有很多疑问待解。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种用新载体缓解拥堵问题的奇思妙想,真的一无是处吗？现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微信公号中的质疑,有多少属于人云亦云,有多少属于严肃的科学讨论？
    必须承认,一些媒体关于红绿灯设置、行车高度、道路承受能力等制约条件的质疑,在目前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也有一些批评有待商榷。比如有人对国外的“超级高铁”大加赞赏,但认为“巴铁”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其理由是国外有实力雄厚的科技公司,而国内却只能靠非法集资。这种简单粗暴的对比,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反驳那些关于“巴铁”的质疑,而是想谈一点关于“科学想象力”的看法。科学是需要想象力的,很多创新都超前于时代,因此,对于一些现在无法理解、觉得不现实的奇思妙想,我们或许可以多一点耐心。
    记得小时候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作《富尔顿的蠢物》。1803年,蒸汽轮船之父富尔顿驾驶他的克莱蒙特号第一次试航的时候,因为看上去十分笨重,人们对那个丑八怪简直不屑一顾,称之为“富尔顿的蠢物”。当时,那个“蠢物”确实令人泄气,它在塞纳河上吐气冒烟地走走停停,走了没多远就不动了。于是,第一次试航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结束了。
    1807年,富尔顿驾驶克莱蒙特号再次试航。不料,刚开出没多远,克莱蒙特号又不动了。有人嚷道:“富尔顿,你的那个蠢物真蠢啊!”不过,那次只是一个小小的机械故障,富尔顿很快就排除了故障。在人们的嘲笑声中,机器声响了起来。一位贵妇人惊叫道:“天啊,那蠢物又动了!”克莱蒙特号正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破浪前进,机器的轰鸣声和浪花的飞溅声向人们证实:富尔顿成功了!富尔顿成功是幸运的,而事实上,科学创新伴随的,起初往往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孤独、质疑,有时还是血淋淋的代价。132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被活活烧死,他的罪名就是违背圣经的教义,论证地球呈球状,在另一个半球上也有人类存在。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但由于屡受攻击,直到临死的一刻,双目失明的他,才摸到耗费毕生心血出版的专著《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封面。而他忠实的追随者布鲁诺因为宣扬“日心说”,也像达斯科里一样被烧死。伽利略因为推广哥白尼的学说,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被要求写“忏悔书”。
    不光是国外,假如华佗的开颅建议被曹操接受,而不是给他引来杀身之祸,或许中国医学的发展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同样,马云在创业之初,也遭遇了来自各方的不信任。
    回顾科学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真理与谬误相交织的过程。科学理论的演变,就像是积木拼图游戏一样,先是在无知中摸索,继而渐渐地浮现出来。面对拥有无限可能的未来,其实我们并不总是睿智。或许有一些时候,我们对不能理解的新事物嗤之以鼻,我们的样子就很像那些嘲笑“富尔顿蠢物”的人。所有的创新探索,都可以公开讨论,也可以大胆质疑,但如果把握不好分寸,就可能会扼杀创新。
    人类缺乏联想,世界将变成怎样？失去科学想象力,创新从何谈起？有些在今天看来极不现实的奇思妙想,可能在几年之后就成了现实。正如凡尔纳当年在书中写的许多奇思妙想,现在都成了现实；而20世纪风靡我国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以及许多科幻作品的场景,如今同样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这不仅是要求不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更是希望公众、媒体对科学创新多一些宽容。
    我们一直在反思,为何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对科技创新还不够宽容。在美国硅谷,人们的基本共识就是宽容失败,鼓励创新。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学习。任何科技创新,都需要金钱、知识,也需要时间。对于奇思妙想,我们不妨多一点掌声,也多一分耐心。
    裘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