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庞玲玲
    电影《美国队长Ⅱ》里，科学家发明了一种核心算法，能够通过各种信息最终预测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轨迹，计算出他对组织的威胁程度。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务的源泉。现在看来，科幻电影中的事情似乎并非那么遥不可及。
    那么，大数据在通信领域有哪些价值？与此同时，我们时刻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我们又该如何保护隐私？记者就此采访了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局长高彩玲。
    “钻石矿”数据创新再利用
    记者：李克强总理将大数据比作21世纪的“钻石矿”，大数据已经应用于各个领域，您如何看待大数据在通信领域的应用？它可以为企业、政府和老百姓带来些什么？
    高彩玲：如今，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2015年，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全面推进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通过建立数据强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在2017年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在2018年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我国大数据政策基本明朗，而电信运营商拥有无可企及的数据优势，掌握着三类大数据资源：客户位置信息、状态信息、偏好信息，可在社会公共管理、金融征信、精准营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移动运营商通过信令掌握客户24小时不间断位置信息，可对路段及地区范围内的人员聚集情况、人员属性分布、交通情况进行监控，建立交通播报、预警、引导体系，在公共管理、智慧旅游、商业运营、交通规划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应用空间。
    同时，运营商拥有多维度真实可信的客户基本信息、通信、上网、消费、位置信息，可提供准确的客户信息验证、行为标签、信用评估能力，为客户信用评定、银行反欺诈识别、银行客户的精确营销等服务。
    “大而全”推动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关联
    记者：陕西省通信管理局将如何领导全行业紧紧抓住大数据开发的契机，深入挖掘大数据的商业价值，积极打造成熟的产业链？
    高彩玲：数据是一个平台，它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基石。因此我们首先要夯实大数据发展承载基础。大规模数据产生、传输汇聚和挖掘分析等需要强有力的网络支撑。积极推动增强大网络支撑能力，推进企业做好全光网工程，力争达到4G全面覆盖，WLAN热点广泛覆盖，进一步提高热点地区大流量数据业务承载能力。充分发挥西安国家级骨干直联点作用，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同时，推动运营商建设面向各类细分领域的云平台。
    其次，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新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将云计算、大数据等业务进行了分类明确，我们在行业监管中，要对大数据产业链上相关企业的准入适当降低门槛，引导发展。
    大数据的魅力在于它的精准服务、精准应用和精准营销。因此，我们要推动运营商加强数据的应用，服务政府部门、社会管理、医疗、教育等，开展智慧管理、智慧旅游、智慧娱乐、智慧医疗、智慧保健等。比如IBM当前已经能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个性化的智慧娱乐，智慧保健服务。同时，要继续推动运营商之间数据的共享。目前，电信运营商的数据虽然庞大，但是分散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中，因此如何将不同部门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实现数据的整合、共享和关联，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只眼”从个人许可到让数据使用者承担责任
    记者：大数据时代，无处不在的“第三只眼”，您认为大数据在哪些方面存在安全问题？如何保护其来源、流程和决策，防止盗窃和舞弊？
    高彩玲：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数据资源的价值和面临的风险不断提升，数据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性难题。大数据带来的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个人隐私安全、企业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
    在大数据时代，不管是告知与许可、模糊化还是匿名化，这三大隐私保护策略都失效了。很多用户都觉得自己的隐私已经受到了威胁，当大数据变得更为普遍时，情况将更加不堪设想。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通过用户的公开信息来推测出用户的隐私信息。通过人们在社交网站中写入的信息、智能手机显示的位置信息等多种数据组合，可以非常高的精度锁定个人，挖掘出个人信息体系，用户隐私安全问题堪忧。据统计，通过分析用户4个曾经到过的位置点，就可以识别出95%的用户。
    其次，企业迈进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面临多重挑战，当企业用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获取商业价值的时候，黑客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向企业发起攻击。大数据分析让黑客的攻击更精准。通常，那些对大数据分析有较高要求的企业，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电子商务、金融、天气预报的分析预测、复杂网络计算和广域网感知等。另外，国家安全将受到信息战与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比如，近期滴滴出行和优步合并，引起各方对信息垄断和国家信息安全的担忧，也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设立一个不一样的隐私保护模式，这个模式应该更着重于数据使用者为其行为承担责任，而不是将重心放在收集数据之初取得个人同意上。因此应不断完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体系。同时，互联网企业也应该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防范用户信息被窃取，保证数据安全。比如：电信企业可以通过对用户的数据采用分级管理的机制，对数据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从而降低数据泄露的风险。在提供用户个性化服务上，对信息使用授权化。对用户信息的使用建立在用户拥有选择权和知情权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权，用户可以通过授权使用来享受服务，同时也可以拒绝授权数据，从而保护用户信息。
    作为政府部门，我认为加强数据安全应从这三个方面发力：加快数据安全法制建设，强化对互联网企业的安全监管。建立健全企业用户个人信息泄露社会公告制度。考虑引入“数据可携带权”，缓解用户在不同企业的产品或服务间自由提取、转移、存储自身信息所面临的障碍。
    推动建立数据安全信用体系，创新数据安全管理模式。鼓励企业向社会做出数据安全保护的公开信用承诺。对于违背信用承诺的企业，向社会公示其失信行为。在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过程中，根据数据信用记录对企业进行差别管理，同等条件下，对数据信用记录良好者实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绿色通道”支持鼓励政策。在涉及网络数据开放共享的政府采购等招投标过程中，优先选择数据安全信用状况较好的市场主体。
    同时，加强政企数据保护合作，共同筑牢数据安全的堤坝。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借助企业的技术优势和数据保护一线经验，不断落实和优化数据保护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联合企业积极开展数据加密、防泄漏等专用保护技术的研发攻关；另一方面，企业应紧跟政府数据安全政策，配合政府开展安全威胁情报、网络反恐等数据资源的共享，对内强化政企联动，对外注重统一发声，切实保护我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